任伊临简传

任伊临,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任伊临出生的前一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中国,为逃避战火,他家从南京迁回祖籍浙江黄岩十里铺。1938年1月23日在迁居祖籍的途中,他出生在外婆家----浙江临海,故名伊临。

任伊临的童年、少年时代在浙江台州黄岩县鼓屿乡十里舖村渡过。他五岁入学,开始就读于黄岩鼓屿小学,高小转入寺后小学。解放后的1949年秋,他考入黄岩县中(后改名为浙江省黄岩中学),初中将近结束时,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名共青团)。1955年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因病休学一年多),1961年毕业。任伊临在中学阶段,国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社会变革,大学阶段又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社会环境下,他初步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在学校他按“三好”要求,积极上进,刻苦学习,努力锻炼,还担任了学生会、团支部、班级的学生干部。被学校评为优秀少先队员、三好生、优秀生、五好战士。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任伊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新疆。

到新疆后,任伊临分配到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任教。面对这里艰苦的环境,他有过思想斗争,但很快安下心来投入工作。从1961年9月到1975年1月,他在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任历史、政治教师。从1975年1月到1984年3月,他先后在市教育局编译室、师进修学校(当时称红专学校),师进修学院工作。198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期间适逢党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始重视业务工作。任伊临和红专学校政史教研室的教师一起,组织了乌鲁木齐地区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经常召开地区中学政史地教研组长会议,研讨和交流提高政治课的教学质量的办法,多措并举,使恢复高考的前三年,政治课成绩在全市各科中名列前茅。由于这一原因,受到自治区教育厅普教处的重视,让他们把工作总结一下,写一篇题为《我们是怎样开展政治教研会工作的》,推荐给上海出版的《政治教育》,刊登于该刊的1984年第三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社会大变革,左的思想逐步肃清。从1984年1月到1998年7月,任伊临被组织部门先后任命为乌鲁木齐教育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市委党校副校长,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任伊临还兼任市社科联副主席,市大中专社科联主席,自治区党干校系统高评委委员,全国(部分)省市教育学院研究会副会长,当选为天山区人民代表,乌鲁木齐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在乌鲁木齐教育学院首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上做报告聘为北京燕图联文化发展部特约作家。  

任伊临担任乌鲁木齐教育学院领导期间,和学院其他领导团结全体教职工,经过近十年努力,将只有一座教学行政大楼,周围全是荒地的乌鲁木齐教育学院,建成了一座美丽的校园。同时,在学院试行院长负责制,制定规章制度,聘请内地一些大学的知名学者来学院讲课,举办学术讨论会,使学院的管理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道路。学院还根据上级要求,为乌鲁木齐地区各中学学历没有达标的教师,进行大专补偿教育,开办专题培训班和中学书记、校长学习班,又和市教委党委一起举办市教育系统的业余党校。经过以上工作,不仅完成了乌鲁木齐地区中学教师大专学历的补偿教育,还招收高中毕业生,办了大专班。一九八六年被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评为 “市级文明单位”,一九九一年,经国家教委师范司和自治区教委评估验收,定为合格的办学单位。

在担任乌鲁木齐教育学院主要领导工作的同时,任伊临还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教学上,任伊临不仅在本院讲授《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和选读》,开办专题讲座,还一度被新疆大学、新疆教育学历史系和新疆广播电视大学聘为兼职教师,在这三所学校讲授《中国历史文选》和《史学概论》。

科研上,任伊临应新疆人民出版社之邀,主持编写了《初中政治常识问答》(还被译成维文),后来又参与编写了中学《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材》、《教育院校概论》。任伊临撰写的学术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西域研究》《新疆教育学院学报》《新疆党史》《实事求是》《天山学刊》《乌鲁木齐教育学院学报》获首届全国党校系统“现代文化杯”优秀党史论文一等奖证书等刊物上,有些还入编人民大学编辑的复印资料和中华书局、中央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东北民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及《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中国小康社会建设丛书》、《中国优秀领导干部论坛》等书中。九十年代初,任伊临为新疆广电大学编写了《“史学概论”复习纲要和练习题》《“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下)复习纲要和练习题》等两本复习参考书,作为新疆“三沟通”高等师范培训教材学习指导材料,印发全疆使用。任伊临撰写的《陈云在新疆援接西路军左支队的经过和贡献》入选全国的“陈云思想研讨会”,获首届全国党校系统“现代文化杯”优秀党史论文一等奖。1988年, 任伊临在主管文教的副市长领导下,担任总课题组组长和主要撰稿人,撰写了《回顾与展望——乌鲁木齐地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软科学研究),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成果获得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自治区科技情报二等奖、自治区科技进步四等奖。除此之外,任伊临撰写的一些学术论文,还曾分别获得全国、自治区党校系统党史论文、著作一等奖、全国性学术团体的金奖、特等  在乌鲁木齐市社科联第二次颁奖大会上做总结  奖、一、二等奖和市委、市政府颁发的社科论文二等奖。

1998年任伊临退休,他把退休当作新长征的开始,决定抓紧生命留给他还能工作的不多时间,再拼搏一下,在担任一些社会工作的同时。继续干过去有基础、有兴趣而没有时间干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

     任伊临担负的社会工作有: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新疆分会的秘书长兼副会长、乌鲁木齐市市委党校离退休支部书记、乌鲁木齐市新世纪教育培训中心(民办业余学校)校长、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组织的“民办学校评

向英国萨雷大学圣玛丽学院董事长       估小组”副组长,参加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

吉拉德·马洪赠送校徽            市社科论文的评奖工作。

任伊临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果有:学术研究上,继续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学术著作《谪戌新疆的林则》,写了学术著作《左宗棠征讨阿古柏》,主编了《影响新疆近现代史的历史人物及其研究》。上述论文中的《林则徐谪戍期间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获2000年世界学术贡献奖金奖。《保证质量,提高素质,是民办学校存在后发展的生命线》入选2001年 “全国民办教育成果展示会暨民办教育学术研讨会”。《谪戌新疆的林则徐》获2003年自治区党校系统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并被林则徐基金会选为顾问。

文学创作上、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苍松傲雪》、《1876年的新疆》,长篇小说《拓荒曲》,电视文学剧《左宗棠征西》,散文集《江山如画》《难忘的记忆》。参与主编、出版了纪实文学《献身边疆教育的人们》、《去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2022年后又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CCTV·COM中视网》《中国新闻联播网》《新时代先锋网》《新华快讯》《当代文化网》《行业先进人物数据库》等官网上发表了多篇散文和回忆文章。这些作品中的《1876年的新疆》,获2010年中国文学基金会等颁发的中国时代优秀文艺作品一等奖、2012年乌鲁木齐市市委、市政府颁发的“首届红山文艺奖”。 《拓荒曲》由原自治区文联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王仲民以“精品佳作”,在《新疆日报》上于以推荐。《新疆艺术》、《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也发表了推荐文章。任伊临写的十多首诗歌入编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民族之魂》、《颂歌献给党》、《放歌新时代》等诗集,获得“诗歌创作最佳奖”、“诗歌创作金奖”。

任伊临担任的社会工作,也获得好评,他先后两次被市教育局评为“乌鲁木齐市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工作者”;六次被市委党校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 2010年又被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评为“首届龙源树人优秀校友工作者”。    

由于任伊临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所以在2000年参加了中国国际名人协会,2003年被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聘为特约研究员,2008年成为中国大众文学会理事会员,     在“首届红山文艺奖”颁奖大会上

2010年加入新疆作家协会,2014年聘为国学大讲堂和中国民间专家管理联盟客座教授,2017年聘为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中华文化传承委员会专家委员,202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24年被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聘为特聘院士。

任伊临的小传先后入选《中华人物辞海》、《中国专家名人辞典》、《世界文化名人辞海》《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21世纪人才库》、《中国专家人才库》(3)、《中华百年人物篇》(现代卷)、《华夏人物传记》等多部辞书。

2024年5月28日

回忆录的部分内容

第二节、在二中后期的经历

(1966年—1975年)

一、寻找中学历史课本中的“让步政策”

二、我有了儿子

三、带学生修建“红卫兵水库”

四、不是小组的“四人小组”

五、横扫“四旧”,组织“红旗战斗小组”

六、“广场辩论”和“保卫市委”

七、“革命”大串联,去延安

八、在北京的日子

九、“黑云压城”

十、“三月东风”

十一、在新中剧院的日日夜夜

十二、写传单《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十三、两下石河子,调查二中校长关文莹

十四、“七·一三”事件

十五、写传单《王恩茂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

十六、为一派群众组织写向中央的汇报材料

十七、仙云去北京接回儿子,带来她的小弟

十八、“复课闹革命”,担任三连四排排长

十九、回收废钢铁

二十、送儿子去华姐家

二十一、办油印校报《二中战讯》和一次大纰漏

二十二、修地道

二十三、带学生去轴承厂学工

二十四、“学军”,外出拉练

二十五、带学生去“大寨庄”学农

二十六、和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二十七、到高崖子修建渠首,去硫磺沟看望学生

二十八、接受再教育时的几件事

二十九、担任高七四·二班班主任

三  十、崭露头角

三十一、儿子东辉的童趣

三十二、利用探亲机会,了解父亲情况

三十三、为倬云落户乌鲁木齐和找工作,差点跑断腿

三十四、担任市文化局办的《天山文艺》业余编辑

三十五、参加市委宣传部组织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班

三十六、坐飞机去克拉玛依采访

  三十七、到西郊良种场办二中分校

第二节、在二中后期的经历

 (1966年—1975年)

    对“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定性?张士义著,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明读本。1921年—2016年)》是这样写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只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国共产党历史(简明读本。1921年—2016年)》2017年版,169页)但当时我没有这样认为。从那时过来的人都清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当时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很高,党和他发出的号召,我们都要积极响应。再加上从中学到大学,学校一直教育、培养我要听党的话,党和毛泽东的号召,我必须紧跟。所以在文化革命过程中,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必须积极参加。下面,我用“实录”的方式,记述我这个普通中学教师,在这场“革命”中,所想、所做的事,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被愚弄,干着蠢事的?

一、寻找中学历史课本中的“让步政策”

1965年庆祝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后,我国政治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作为一名年轻、没有社会阅历的普通中学教师,不可能了解国家中央层面的情况,只能“紧跟”党、毛泽东、上级领导的布置和报、刊宣传的内容行动。

在讲述文化革命前,我还要讲两件和文化革命无关的事情。

一件是,我在1965年带初68—2班,因为我缺乏带初中班的经验,带班不久,这个班变成了乱班。我在11月17日日记上写:“班内很乱,课任老师不断告状,学生自习不安静,上课不安静,学习成绩很差,全班51人,两门主科全及格的只有12人……班干部不愿意干,班级工作全面失败,我苦恼极了”。一个月后,校党支部叫我和陈宝国老师一起带初68—2班。1966年2月,新学期开始,校党支部又让我把班交给陈宝国老师,叫我集中全力抓好教工团支部工作。我虽然认为是我搞乱的班,应该由我负责,不应把它推给别人,但既然领导已经决定,我也只好服从。

另一件事是,因为我没有带班,所以1966年2月23日,教导处李炳光主任(原为政史地教研组组长),把我叫到关校长办公室交给我一项任务,叫我到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坐他们学校的车去百户岔农场。任务是:了解农场的情况;了解学习市第八中学在农场劳动、学习的情况;代表二中慰问在农场劳动的第二中学生;找场领导商量,可否在4月30日到5月5日,组织二中去农场参观。

完成学校交给去百户岔农场任务,回到学校后,我即开始不自觉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序曲中。

“文化大革命”是以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海瑞罢官》开始的。

从读中学开始,我就养成了阅读报刊文章,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参加工作后,这个习惯仍然没有改变。每天我除了带班、教学、备课外,只要有空闲,就要翻阅挂在教研组报架上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和《新疆日报》,选读上面的文章。回家后还要翻阅从创刊以来,一直订阅的《红旗》杂志。对上述报刊内的文章,大部分我只浏览题目,但对感兴趣的内容和重要文章,我一定要仔细阅读,领会其精神实质,当成党的号召,付诸行动。    

1965年11月中旬,我在办公室翻看《文汇报》,看见11月10日的报纸上有一篇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我看到《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吴晗时,我愣了一下,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专家,北京市副市长,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时,还曾去北京市人民政府拜访过两次,他怎么能出问题?但当时也只是想一想就过去了,因为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你批我,我批你,是常有的事。1965年底挨过整的原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曾写了一首《整人歌》,歌词为:“闻道人须整,如今尽整人。有人皆要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这首歌词形象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的特点,所以对姚文元的文章,我也没有加以深究,只当做是又一次学术讨论。11月底《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其他报纸纷纷转载,而《解放军报》还连着发表了几篇专论“突出政治”的社论。这时作为十分关心政治和历史的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件事情给学生说一说,所以我利用讲历史课的机会,对高二同学介绍了“海瑞罢官问题”,但讲的时候也只是做为一般学术争论的问题来说,而没有提到政治层面来介绍。

1966年4月19日,我从百户岔农场回来,批判《海瑞罢官》的声浪越来越高,继姚文元的文章之后,戚本禹写的《<海瑞那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登在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这篇文章认为吴晗用这两篇文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擂鼓助威。随后又听说新疆八一农学院、新疆大学等单位,都召开批判吴晗的会议,说吴晗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是政治问题。说他发表的文章都是有政治目的的,我们党号召人民学雷锋、学王杰、学焦裕禄,而吴晗却要人学海瑞,这不是有意美化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和党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吗?

五月上旬,我和1963年来二中的毛由今老师、姚爽老师就报纸上批判吴晗问题发生争论,姚爽老师批评我说:“你爱钻在古书堆里,不把学习和政治斗争相结合,这一点毛由今老师比你强。”我才开始意识到这场争论不是学术争论,而是一场政治斗争,是一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这次谈话让我想起去年12月下旬,二中传达室的阎师傅送来了我订阅的《红旗》杂志。我看到上面刊登有戚本禹写的《为革命研究历史》,1966年年三月,《红旗》杂志又发表了戚本禹写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公开点名进行批判,在这篇文章中,还给翦老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四月,《人民日报》发表《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编者按语中,更杀气腾腾地点出翦伯赞是“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将”,“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 后来又传来小道消息,说戚本禹和《人民日报》敢于点名,是因为毛泽东看了戚本禹写的《为革命研究历史》这篇文章后发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当年是盛行个人迷信的年代,毛泽东在群众中享有绝对的威信,既然他都认为“让步政策”有问题,那就肯定有问题。从这以后,我开始动脑子了。过去我很敬佩翦伯赞老师,因为他和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平列,称为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老虽然是维吾尔族,但汉语水平很好,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拜读过他写的《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十分欣赏他的文笔,还专门到西单旧书店买来仔细阅读。在那时我就知道他“让步政策”的学术观点。毕业后,到乌鲁木齐市二中讲《中国历史》课,课本中也有这种观点,我也照本宣科地讲过。现在看到报刊上来头很大,大有泰山压顶之势,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这时我想,作为积极要求上进,事事听党话的我,应当主动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参加到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去。怎么参加这场斗争呢?写批判文章,我没有这个水平,我只能对《中国历史》课本及我讲课中讲过的观点,来一次清算。为此,我在政史地教研组政治学习时,根据戚本禹的观点,对“让步政策”作了批判,也对我在上课中讲过的历史观点进行了自我批判。过了不久,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召开了中学历史教师座谈会,让大家清算《中国历史》课本中的“让步政策”。在座谈会上,我把在二中政史地教研组上讲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市教育局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我发言的质量比较高,决定由教育局干部方彝素老师负责,在5月12日,把四中的李老师和我叫到一起,让我俩详细寻找《中国历史》课本中受“让步政策”影响而编写的内容。

方彝素老师把李老师和我带到现在十一中的一间办公室。那时候,市十一中还没有挂牌,也没有开学,只建了一栋教学楼,那间办公室在这栋教学楼一层,紧挨新华北路的西边,临近现在青山苑的地方。李老师和我带上《中国历史》一、二册课本,在这间办公室里,整整查找了一个礼拜,并写了一份报告。

在李老师和我寻找过程中,方彝素老师经常来了解我俩工作进度,直到我俩写出报告,交她带走为止。

在我和李老师查找中学历史课本中“让步政策”之前,我已经把初68—2班交给了陈宝国老师。正因为我在二中只讲课,不带班主任,所以才让我能腾出时间,去干这件事。

二、我有了儿子

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全面铺开的时候,我有了儿子。

我和仙云结婚一年多,她怀孕了。1966年年初,在仙云预产期到来之前,我俩商量,孩子去哪儿生比较合适?考虑的结果是,我俩在市二中和市五中都当班主任、带课、兼有社会工作,任务繁重,生在乌鲁木齐,没有时间照看孩子,还是让仙云回北京她家里生,生下后,把孩子交给姥姥抚养一段时间,再接回乌鲁木齐,由我俩抚养。为什么不让仙云去我家生孩子呢?因为我母亲的年龄,比仙云母亲长二十多岁,年老体衰,带孩子不方便,而且她还正带着我哥哥东东的女儿媛媛,也没有空,商量的结果是,让仙云回自己家生孩子比较妥当。

2月13日上午,我为仙云买好去北京的车票,2月16日下午送仙云乘火车赴北京。仙云回北京后,来信告诉我,她到北京,经检查,大夫告诉她,预产期要往后推一个月左右,怎么办?我回信告诉她不要急,安心等待,一切根据大夫要求办。同时我又到市五中,把上述情况向她所在的学校领导作了汇报,市五中校长同意延长仙云的产假,我也在家耐心等待好消息的到来。

正当我在家等待消息的1966年3月25日上午,二中关文莹校长,把全校教职工集中到操场,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偕同夫人王光美要来乌鲁木齐访问,要我们教职工立即集合,速去西大桥一带,夹道欢迎。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时,虽然每年“五一节”、“国庆节”游行,经过天安门时,都能看见站在城楼上的毛主席、刘主席﹙国家主席﹚的身影,但因天安门城楼距离群众游行队伍太远,看不清晰,而这次刘少奇同志来乌鲁木齐,我们要去夹道欢迎,乌鲁木齐的街道不宽,刘少奇同志乘坐的专车行驶过来的时候,肯定要比我在北京长安街游行时看得清楚。我能在远离首都的边疆,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的身影,当然高兴。

队伍集中好后,关校长站在台上,对全体教职工说明了欢迎刘少奇主席来边疆访问的意义,接下来又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其中有一条是,不准带包括钥匙在内的小刀等利器。大家谁也没想到钥匙也不让带,所以绝大部分教职工,不是把小刀、钥匙等物品挂在裤带上,就是装在衣兜里。既然关校长提出

儿子小时的相片      了要求,大家都得执行。下面的问题是,把这些小物品交出来后,让谁保管?正当大家和我一样,带着这个问题,从裤带和衣兜里取下上述物品时,关校长把我叫到台上,对大家说:“请大家把取下的东西,都交给任老师,由他保管。”讲完后,转身嘱咐我:“任老师,你不要去欢迎刘主席了,请你把大家交上来的东西,精心保管好。除此之外,你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坐到教导处办公室,管好电话,如果碰到上级下达新任务时,你必须把它记下来,等我们回来后,转告我。”本来我怀着满腔热情,想见见刘主席,却没有想到,突然来了这么一个任务,心中产生了矛盾。关校长看出我犹豫的表情,马上加了一句话:“全校教职工的钥匙,都交给你了,这是组织和他们对你的信任,你必须好好干”。听到关校长这几句既含有表扬,又带着命令式口吻的话,我心里最不愿意,也得服从。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学校党组织要我留下来护校,我原来是很想见见刘主席的,但这是组织的决定,我必须愉快地服从,因为我想,我一人不能看,可以使更多的人看到,让他们心情舒畅,更好的工作。这也是具体的为人民服务的表现,所以我愉快地接受,留在了学校”。

我收集好全校教职工交上来的小刀、钥匙等小物品,走进了教学大楼教导处办公室,执行关校长交下的任务。我坐在办公室放电话机的办公桌旁,把钥匙、小刀等东西都堆放在电话机旁。这时,全校的教职工已经离开学校,去指定的地点,欢迎刘少奇主席去了,校园内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我一个人坐了一小会儿,见没有什么事,就站起来,取下挂在办公室报架子上的《人民日报》、《新疆日报》等报纸翻看起来。翻看了一会儿,听见有人敲门,我忙去开门,见是老阎师傅站在外边。老阎师傅是管理二中传达室的师傅,他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深受大家的尊敬。这时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沓报纸和两份邮件。他先把报纸递给我,接下来又递过来两封电报。对我说:“任老师,我给你送报纸和电报来了。报纸是       儿子,儿子姥姥和小姨    教导处的,两份电报,一份是你的,一份是霍雪老师发来的。”说完后,阎师傅拉上门走了。

我从阎师傅手中接过电报,一看是北京打来的,估计是仙云的,忙迫不及待地打开,果然是她的。电报的内容是:“24日生下一男孩。云”。看到电报,我兴奋异常,我有儿子了,而且母子平安,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我在日记上写:“中国多了一个公民,世界多了一名反修、反帝的战士,我的肩头又多了一层责任”。

另一份是霍雪老师发给她丈夫的电报。本来我应当马上把它送去,但因她家在学校最南边的一排土房子里,我有接听电话的任务,不好离开办公室,只好等全校教职工回来后再送去。霍雪老师的老公看了电报后对我说:“是好事,她生了个大胖小子”。

霍雪老师的儿子和我的儿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不同

的是,我的儿子生得早些,他的儿子生得晚一点。她生了孩子后,      

和我的一样,也放在家里抚养。所以在我把孩子接回乌鲁木齐,她的孩子没有回来前,当思念儿子的时候,霍雪老师经常会过来看看,用以寄托思念之情,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仙云产假结束,回到乌鲁木齐,告诉和生孩子有关的一些情况。说她回北京前,妈曾经对她的弟、妹说:“大姐要回家生孩子,你们欢迎不欢迎?”他们高兴地抢着回答:“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她从医院把孩子带回家后,他们争着洗尿片,

买牛奶,抱孩子,确实表现不错。她又告诉我,儿子生下来的时候,胖乎乎的,护士在她屁股蛋上拍了一巴掌,他哇哇大哭,嗓门又粗又大,护士跟我开玩笑说:“你听好了,你的儿子是个喇叭嗓子。以后听到这个大嗓门,就知道他来找奶吃了。”          “孩子的名字是你起的。你说孩子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下,就叫东辉,我也赞同。”所以我俩就把孩子叫任东辉。

仙云还告诉我,有了东辉后,东辉的奶奶和他的伯伯、伯母,都曾经到她家来看望。东辉的奶奶还带了很多自制的醪糟。东辉的伯伯还为她和东辉照了相,你看见我抱着东辉的这一张照片就是他照的。

三、带学生修建红卫兵水库

在我把初68—2班交给陈宝国老师和有了儿子后,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向深层次发展,社会上不断传来各种小道消息:说1966年2月中旬由彭真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的《二月提纲》是错误的。说毛泽东认为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北京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彭真被批判,撤销了工作。他主持写的《二月提纲》也被撤销。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制定了《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界。在听到这个消息前,报纸还发表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说解放以来的文艺界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垮这条黑线”。6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篇社论把广大的干部、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祖师爷”、“牛鬼蛇神”,要把他们一起“横扫”掉。

在上述政治形势的影响下,乌鲁木齐市二中的老师学生,也紧跟形势,争着给校领导、班主任和老师贴大字报。住在我隔壁,刚结婚不久的陈宝国老师新房门上,也贴满了大字报,几乎让房门都难以打开。综观全校大字报的内容,有质量的是少数,大部分是无限上纲,乱戴帽子,如说霍雪老师是“女邓拓”,李爱丽是“反革命”;有的则幼稚可笑,贴在教学楼西墙,有一份标题是《馋猫录》的大字报,它把校领导和很多教师,都称为“馋猫”。至今我还记得三条内容,第一条说,关文莹校长是学校头号大馋猫,原因是她到二中后,经常下伙房抓伙食,以改善教职工的伙食。第二条说,教导处李炳光副主任﹙此时,他已由政史地教研

“文革”中的《人民日报》   组组长,提升为教导处副主任﹚有一句“好吃莫过饺子,好睡莫过倒之”的口头语,由此证明他好吃懒做。第三条说,孔祥林老师喜欢吃冰糖炖梨子,所以也是馋猫……看到这些内容,正让我啼笑皆非。关文莹校长下伙房,改善教职工的伙食,有什么错?李炳光主任口头禅反映了当时农村的情况,怎么是馋猫?孔祥林老师吃冰糖炖梨子,是因为他患哮喘,听别人介绍,冰糖炖梨子,吃后可以缓解哮喘,为治病,他吃了,这怎么能是馋猫?……

全校的领导、老师,几乎人人有大字报,人人都需要自我检查,唯独我一张大字报都没有。上一段说的,住在我隔壁的陈宝国老师,大字报贴得几乎封住了房门,而我的房门却干干净净的,一张都没有。这个现象,不要说别人,就连我本人都感到奇怪。关文莹校长也觉得不可思议,私下悄悄问我原因,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回答,可能因为我刚把班交给陈宝国老师,所以班上的学生都把矛头冲着他来。她考虑了一下说,不像,因为没有带班主任的老师也不只是你一个人,可他们也都有大字报。这我就回答不上了。

正在这个时候,市教育局根据市人民政府要求,给二中布置一项任务,让学校抽调一个年级学生去三甬碑,和全市各单位群众一起,修建“三甬碑水库”。该水库位于乌鲁木齐市市区南端,占地约一平方公里,形状长方,从东南向西北倾斜。这个地方原是一片长满野生芦苇的沼泽地,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市政府决定,要在这块沼泽地的西北边修建一座大坝,拦住从东南方流下来的水,把它变成一个自然水域约180平方千米的水库。

学校领导接到任务后颇费踌躇,抽调学生好办,派一个年级的学生去就行,但让谁带队呢?这个问题,如果放在“文化革命”前好办,去哪个年级,就让哪个年级各班的班主任跟着,可今天有大字报的老师,都必须留在学校做自我检查,这怎么办?他们经反复商量,认为学校的教职工中,只有我没有大字报,不需要自我反省,遂决定派我带学生去劳动,但一个年级有二百多名男、女学生,我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这怎么办?二中校领导经过商量,决定从教职工中抽调两位大字报较少的女职员,再从高二年级中抽调王召成、陈友明等三位学生,协助我工作。学校领导商定后,把这三位学生、两名女职员和我叫到一起,交代任务。学校领导先告诉我们修建“三甬碑水库”的意义、任务和具体要求,接下来又告诉我们,这次带学生去三甬碑修建水库,由任老师负总责,三位学生权当班主任,分别负责三个班学生,两位女职员,则负责女学生的生活管理。

接到任务后,我产生了一连串想法。对我来说,修建水库并不陌生,因为1957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时,就参加过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但这次修建“三甬碑水库”和那次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任务相同,都是修建水库拦水大坝。不同的地方有:我所处的地位不同,那一次我是作为被领导的一名普通学生参加劳动,而这次却要带二百多名师生参加劳动;其次是运土的工具不同,那一次我们是用柳条筐挑土,而这次我们是用马车拉土。再次是运土方法不一样,那一次,我们是用肩膀挑着柳条筐搬运,而这次是用马车装土石方搬运。由于有这三点不同,让我感到我肩头的担子不轻。除上述原因外,我还感到以前我在学校里是被领导者,校长、教导处让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而现在我却远离学校,单独执行任务,碰到复杂的事情怎么处理,心中没有底。这时文化革命已经开始,有些学生产生了自由主义,不太愿意接受领导,也不太听话,不像文化革命前的学生这么容易管理。而且学校领导还交代,让我在劳动中,不要忘记文化革命,怎样让劳动和文化革命结合,这又是一个问题。我考虑既然学校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我,我总不能当逃兵,应当按毛主席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原理”这一教导去办。遇事应当依靠水库工地的领导,依靠参加劳动的革命师生,处理事情应当冷静,多和三位带队的学生及两位职员商量。想到这些,我向校党支部表示,保证完成学校领导交给的任务。

我们六人接受任务后,于1966年7月3日,带着初中二年级学生二百多位学生去工地,参加修建“三甬碑水库”的劳动。

我们六人带领着二中学生到了工地,根据工地指挥部安排,住在“三甬碑水库”大坝工地西面的空地上,住房是工地指挥部已经搭建好的工棚。夏季的乌鲁木齐,不算太热,住在工棚里还蛮舒服的。

我们六人到工地后,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住工棚,一起去劳动。我们的劳动地点是在水库东南角一片荒地上,它和住宿的地方,相距约三公里左右。每天,我和三位学生、两位女职员,带着二百名师生,从驻地出发,扛着铁锨,排着队,唱着革命歌曲和语录歌,走到工地。到后,又一起铲土、搬运大石块,装上马车。劳动结束,再排着队,唱着革命歌曲和语录歌,回到住宿地休息。

带队的三位学生、两位女职员,工作认真负责,干起来还挺像回事。所以在修建水库劳动的全过程,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大事情。但有两件事,我却一直记得。一件是,一天一位叫高静的女学生发烧了,我让她留在工棚里休息,并指派一名女学生护理。安排好后,我们六位带队的师生,带着学生去工地劳动。过了一会儿,那位护理高静的女学生,气喘吁吁的跑到工地上找我,焦急地说:“任老师,不好了。高静、高静出事了……”她焦急得说不下去。见状,我安慰她:“不要急,慢慢说,高静出什么事了?”她停了一会儿说:“高静烧得烫手,还流了好多鼻血”。听到流鼻血,我急了,它让我想起儿童时代小哥哥西西流鼻血的情况。我加问了一句:“流了多少?”回答:“有小半脸盆”。我听得说,慌忙把带队的五位师生叫在一起,抽调一名女职员和我回去,让其他四位留下,继续组织学生劳动,嘱咐他们劳动时务必注意安全。我和这位女职员,立马跟着报讯的女学生,快步返回住地。

到了驻地,我看见高静闭着眼睛躺在地铺上,脸色有些苍白,我用手按她的额头,烧得烫手。我叫那位女职员也用手按高静的额头,感觉和我一样。我和她商量,我们来劳动的时候,校医务室只让我们带了一些酒精、棉花、红药水、碘酒、纱布,治疗外伤的药品,根本没有治病的药品,更何况我俩也不懂医学,不知道高静得了什么病。我俩当即决定,让这位陪护高静的学生,马上送她回家。开始,高静还不愿意,说“轻伤不下火线”。我用命令的口吻说:“这是命令,你必须回去。”高静见我态度严肃,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话,只好在护理学生的陪护下,离开工棚回家。

另一件事情是,一天,我们师生在工地上用铁锨往马车上装土。一位男生跑过来叫我:“任老师,X X X﹙恕我记不起姓名了﹚被马咬了,快来。”我马上跟他跑了过去,只见X X X双手按在胸口,两眼含着泪花。我连忙让他松开手,只见他胸部的衣服撕破了,乳房上方,有两个马咬的牙印,还渗出了血。我先让那位叫我的男生,把卫生员叫来,从药箱里面,拿出碘酒给他消毒,再贴上纱布。处理完伤口,我问X X X怎么回事儿?他不肯回答。旁边的同学告诉我,我们休息时,装土的马车来了。因为休息,大家都在玩儿,X X X趁空上去逗着马玩儿,马被逗急了,咬了他一口。落实了X X X受伤的原因后,我把他叫到一边,先叫他坐在工地上休息,然后严厉地批评他,让他在以后劳动中,务必注意安全。这次劳动结束时,我又把全体同学集中在一起,以X X X被马咬为典型事例,再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从此到劳动结束,再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安全的事故。

写到这我顺便提一句,吴道忠校长在“四清”中,被定为“走资派”,“文革”期间,也让他去“三甬碑水库”劳动改造。他本来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不应该从事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但在那个年代,却没有这样做,结果病死在工地上。

我和初二年级学生,在“三甬碑水库”劳动了半个多月,在结束劳动前,我利用休息的时间,坐在未来水库大坝西面的草坪上,写了总结提纲: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组织劳动;劳动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立了新型的革命师生关系;在水库工地指挥部的领导下,较好的完成了劳动任务。

“三甬碑水库”建好后,在“文化革命”期间,叫“红卫兵水库”,1987年改名为“水上乐园”。

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我校修建“三甬碑水库”的任务后,7月22日我和三名学生、两名女职员,带着200多位师生回到学校。回校后,立即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

四、不是小组的“四人小组”

我从“三甬碑水库”回到学校,此时《人民日报》除了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外,在6月2日头版头条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聂元梓的大字报把陆平,彭佩云等北京大学的领导称为“三家村”的一个重要据点。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这张大字报,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聂元梓等人的行动经报纸、电台大肆宣传,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向校党委“开火”,各地也跟着响应。在这种形势下,二中校内“文化革命”已经不再局限在批老师、批班主任上,而是直接把矛头指向校领导,指向以关文莹校长为首的二中党支部,认为二中党支部犯了路线方向的错误,是“保皇党”。

面对这一形势,作为二中教工团支部书记的我该怎么办?我只能从自己1961年到二中后五年里所经过的情况来考虑。“四清”前吴道忠校长领导时,在办学思想上提出“48个字”方针,与党的教育方针相对立;在用人上,重用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年龄大的教师,而不培养出身好、历史清白的青年教师,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吴坚总结二中的斗争时说:“和吴道忠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大是大非的方向性斗争”。可关文莹校长到二中后,积极搞教育、教学改革,让教职工在毛泽东教育思想指导下,闯出教育、教学改革的一条新路,为争夺青少做更大的贡献。她还组织全校教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学王杰,学焦裕禄,要教职工按毛主席提出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五条标准培养学生……这些做法,怎么可能是路线、方向的错误呢?至于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那是难免的。所以我认为,给二中党支部及其领导提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给他们扣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保皇党”这两顶大帽子。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我参加了6月25日召开的一次教职工会议,会上一位1965年刚到二中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女毕业生,做了一次煽动性极强的发言,她认为二中党支部是“保皇党”,领导文化革命不力,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她的发言煽起原来批吴道忠时受到冲击的一些教师,纷纷起来发言,指责新党支部的领导。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难受,会后我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了以下体会,“近几天老师提意见的会议好得很,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揭露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便于我从不同意见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些意见对打破旧框框、旧风俗,树立新风尚,有很大好处。但群众是分阶级的,近日会议上的发言,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原来在揭露批判吴道忠中被批评的人,现在抬头了,这值得警惕。我在斗争中一定要站稳无产立场,经得起一切风浪的考验”。想到这些,我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找党员陈炽(女)、家庭出身贫农的团员卢桂莲(女)、王淑媛(女)三位老师交换意见,她们都同意我的看法。此时,市委已经派工作组进驻我们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我把我们四人的想法向工作组做了汇报,他们支持我的想法。有工作队支持,我们心中有底了,我们四人经常在一起交换对运动的看法。我们四人的活动,被知道情况的教职工叫做“四人小组”。

1966年7月3日,在我带200多位师生去“三甬碑水库”劳动时,我们四人的活动暂时停止,7月25日等我从“三甬碑水库”劳动回来后,马上又和她们三人碰头,交换对校内运动的看法。我们四人认为,在运动中,要按工作队指示办事,目前应该打消一切顾虑,放手发动群众,让老师把话说完。在团员中不要忙于统一观点。因为运动刚开始,谁是谁非还不敢肯定,忙着统一观点,客观上对运动不利,对放手发动群众不利。也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没有必要把精力过多地集中在那位刚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女老师身上。她过去的发言和大字报的内容虽然不符合事实,把人的目标引向揪保皇派上,对运动不利。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反驳她的话上,就可能造成运动中的两派对立。我们认为目前应当让团员把注意力集中在给领导提意见,揭露其他的黑线、黑帮上。统一了上述观点后,当天晚上,我又学习毛主席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在学习的基础上,整理对关校长的大字报。

8月7日下午,我和陈炽、卢桂莲、王淑媛又一次碰头,交换对运动的看法。交换意见前,我们四人都学了毛主席语录,根据语录的精神,讨论校内运动中各派老师的活动及我们的对策。毛主席说“为了正确的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我们认为吴道忠一伙是我们的敌人,其他各派,不管是那位女老师还是其他人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哪怕那位女老师和我们的矛盾最大,意见最分歧,斗争最尖锐,但她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对这个矛盾怎么办呢?毛主席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根据上述看法,我们四人认为,对吴道忠一帮要斗争,但打击面不宜过宽,只集中精力打击那些坏中坏。对那位女老师,仍然要用批评、说服的办法去解决。

我们四人的活动,仅限于交换对运动中各派教职工的看法,统一意见而已,而且每次活动,我都向驻校工作队汇报。经他们同意后,我再利用教工团支部书记这个职务,召开教工团支部会议,把我们四人的看法,告诉给全体团员,以免大家犯错误。

五、横扫“四旧”,组织“红旗战斗小组”

1966年6月,在毛泽东推动下,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掀起更大的浪潮。7月底毛泽东否定刘少奇派工作组进驻各大院校和单位的做法。8月1日,毛泽东写信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8月5日在中南海大院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8月1日到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8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8月10日傍晚,毛泽东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群众,满怀激情的对他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后,在12日的日记上写:“上午传来的好消息,毛主席接见了文化大革命各派的代表,我们上区党委、市委庆贺。”18日,北京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一位女红卫兵走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标。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宋彬彬”。毛主席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见她点头后,又说了句“要武嘛”。宋彬彬听到后立刻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宋要武”。与此同时,中央允许红卫兵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运动还没有起来的地方煽风点火,去闹“革命”。

从此以后,乌鲁木齐出现了很多当时我难以理解的事情。我在8月23日的日记上记:“8月23日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北京的红卫兵们冲破了重重阻碍,走出校门,奔向街头,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天,乌鲁木齐市工、农、兵、学生结合,反对一切旧文化、旧意识在社会上的影响,把'友谊医院'改成'反修医院','友谊电影院'改成'反修电影院','百花村'改成'革命村','鸿春园'改名了,'群众剧院'改名了,银匠店在玻璃窗上贴上了'反对老古董'的标语,卖才子佳人工艺品的服务部关门了。到处都在传说,在天主教堂里搞反革命活动的的神父、修女被揪了出来,天主教堂被捣烂了。人民剧场里的黑帮揪出来游街了。人民电影院门前在开斗争地主、黑帮的大会。到处锣鼓喧天,到处是革命歌声。一切陈旧的东西,在革命学生的进攻下,在工农兵支持下,被彻底翻了过来。这一切是好得很!今天的一天等于20年、40年,又何止20年、40年哩!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在上述文化大革命形势下,二中学生中准备建立以原学生团委书记任变龙为团长的红卫兵团和“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 委 会”。

“筹 委 会”成立的当天,高三·二班的部分同学在会议中途退出会场,跑到讲台上,宣布断绝和筹委会、红卫兵团的一切关系,宣布筹委会和红卫兵团所谓的“保皇罪状”,他们要单独成立“造反兵团”。不管“造反兵团”怎么闹腾,但全校的红卫兵在任变龙带领下继续开会,正式宣布成立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红卫兵团,建立“二中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

从此以后,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就有了两派对立的学生组织。学生中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建立后,各有各的活动。我在8月25日的日记上写“这两天有两种对立的现象,一种是广大同学在筹委会红卫兵团领导下掀起了揭露二中党支部问题的热潮;一种是高三·二班部分同学的寂静,这种过分的寂静,可能会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和斗争………(果不然)晚上高三·二的22人和两位女老师(日记里有姓名,这儿不提)到自治区告状去了”。

也从这天开始,学校形势大变,学生、老师中纷纷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各“战斗队”的观点虽有不同,但归纳起来有两类。一类要“炮轰”学校领导;一类拥护校领导。

随着校内外形势的发展,我产生一个想法:我既要听党的话又要吸取57年“反右”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在运动后期变为“右派”。在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我作为教工团支部书记,应当站在保卫共产党,保卫党中央的立场,不能反对党。我应当向学生学习,把教工中和我观点相同的共青团员组成“战斗队”。

战斗队成立前,我找校党支部书记关 文 莹 商 量,她 赞 同 我 的 想 法。谈 到“红旗小组”的成员时,她 问 我 ,你 考 虑 让 哪 些 老 师 参 加 ?我提 出 了 1963 年 到 二 中 参 加 工 作 的 三 位共青团员:毛 由 今、王 效 廉、姚 爽,她 没 有 反 对,接 着,她让 我 考 虑在 这 三 位 教 师 外,能 不 能 再 加 上 一 位 女 共 青 团 员---会 计(此时 她 已由 原 来 的 出 纳 改 任 会 计) 俞 梅 葆 老 师,我 说“可 以”。关 校 长 为什 么 要 我 加 上 俞 梅 葆 老 师 呢?我 估 计 我 提 名 的,包 括 我 在 内 的 四 人 ,其 中 有 两 人 出 身 不 好,两 人虽 然 出 身 不 错  ,但 父 亲 都 有 问 题 ,唯 独 俞 梅 葆 老 师,出 身 好 ,家 庭 成 员 历 史 清白,所 以 才 要 我 加 上 她 。小 组 成 员确 定 后,我 马 上 找 他﹙她﹚ 们  商 量,他﹙她﹚们都表示赞同成立战斗队。接下来我们五人商量,

这个战斗队叫什么名称呢?我说党中央的刊物叫《红旗》,我们这战斗队就叫“红旗战斗小组”吧。

1966年8月25日,“红旗战斗小组”正式宣布成立。我在这天的日记上写,“教工团支部红旗战斗小组今天正式成立,这意味着我们肩头的责任更重大。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要有舍得一身剐,该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我们要谦虚谨慎,为革命坚持真理,为革命修正错误;我们一定要清洗自己头脑中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旗战斗小组”任务是旗帜鲜明地保卫各级党组织。

“红旗小组”成立后在那儿活动呢?那 时 ,因 为 我 和 王 效 廉 老 师 虽 然 结 婚 ,有 自 己 的 房 子 ,但 住 房 面 积 比 较 小 ,姚 爽、俞 梅 葆 老 师 还 没 有 结 婚 ,没 有 单 独 的 住 房,只 有 毛 由 今 老 师  住 房 的 面 积 相 对 比 较 大 ,又 在 后 院 的 最 后 一 排,环 境 安 静,便 于 学 习 讨 论,所 以 “红旗战斗小组”经 常 在 他 家 里 活 动 。

“红旗战斗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写一份传单,表明小组在运动中必须把握运动的大方向,拥护党中央,拥护党的领导。讨论后,决定由我执笔,起草了《论大方向》,油印成传单,发向社会。我原以为这是一份普通的传单,没想到几天后,发现这份油印传单变成了铅印传单。那个时候,我把铅印的文章,看成很了不起的东西。正当我们怀着惊奇的心情,猜测着这份铅印传单来历的时候,自治区人民政府派人来二中寻找 这份传单的执笔者。听说自治区人民政府有人找我,我既纳闷又忐忑,默默地跟着来人,走到人民广场东面,自治区人民政府一楼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向我了解写这份传单的来龙去脉,肯定了这份传单内容,和“红旗战斗小组”的做法,并鼓励我,以后要多写类似的文章。这时我原来忐忑的心情,变成了喜悦的心情。

回到学校,我如实地向“红旗战斗小组”转达了自治区人民政府那位干部的意见。“红旗战斗小组”的成员,受到了鼓舞,激起了更旺盛的斗志。我们又把对二中那位女老师的意见,写成大字报,张贴到二中教学楼一楼医务室对面的墙上。这张大字报引起了轰动,尤其在学生中反应更大。赞成这位女老师意见的学生中的一些战斗队,抓住大字报中有“形势急转直下”这个词,说“红旗战斗小组”在否定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这份大字报是“反革命大字报”。这部分学生的意见,给我们“红旗战斗小组” 成员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因为在那个年代,不需要通过什么法律程序,想给谁戴上反革命帽子,就可以给你戴上。而我们“红旗战斗小组”五人中的四人,不是家庭成分有问题,就是家庭成员中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想给我们戴顶“反革命”的帽子,易如反掌。

正当我们喘喘不安的时候,市委派驻教育局“工作大队”的大队长表态了。因为这年的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会议,决定向各单位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二中这时也进驻了工作组,工作组负责人听到学生对我们“红旗战斗小组”写的那张大字报的反应,没有表态。此时恰巧乌鲁木齐市驻教育局“工作大队”的队长潘哲到二中检查工作,听到后,马上仔细地阅读了“红旗战斗小组”写的这份大字报,表态说“我看不像反革命大字报”,这下我们才放下悬着的心。

随后,我们“红旗战斗小组”又一起分析那位女老师的意见,把她的观点进行归类,归纳出五个我们不同意的观点。为进一步反驳她的观点,阐明我们的观点,决定仿效当年中共中央批判苏联修修正主义的“九评”,对每个观点写一篇批驳的文章,每篇大字报标题拟用“一评 X X X”,“二评 X X X”,“三评 X X X”,“四评 X X X”,“五评 X X X”。讨论后又决定“五评 X X X”的大字报,由“红旗小组”成员一人写一篇。考虑到俞 梅 葆 老 师 文 字 表 达 能 力 比 较 差 ,决 定 让 我 代 笔  。“五评 X X X”的文章贴出“一评 X X X”后,风 向 变 了 ,师 生争 论 的 焦 点  也 由  校 内  转 向 社 会。“红旗战斗小组”活 动 的 内 容 也 随 之 跟 着 转 向,所 以“五评 X X X”的其 它 “四评”,都没有抄成大字报张贴,由我保存着,等1967年年初,我们参加大串联回来,经反复学习,认为前一阶段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把它全部销毁。

六、“广场辩论”和“保卫市委”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转向后,我在9月5日的日记上写:“北京学生煽的风正在猛吹,越吹越大。北京红卫兵点的火正在燃烧,越烧越旺,乌鲁木齐一派革命气象。大字报上了街,广场上搭起了一顶顶席蓬,里面贴满了大字报。广场里到处是人,这里有宣传车,这里有辩论的人群。大街小巷都有传单。这种教育胜过办几十所学校,人的觉悟在迅速提高,这种革命气氛好得很”。

文化革命掀起的“革命”狂风转向后,革命小将把批判的矛头也由校内转向了自治区党委和乌鲁木齐市委,对二中学校党支部和校领导的批判也被放到了一边。

“炮轰”区党委、“炮轰”市委的活动很多,至今我记得有两件。

一件是广场辩论。

在全国“文革”形势影响下,在来乌鲁木齐煽风点火的北京学生鼓动下,八月三十日,乌市一中“文尖兵”贴出了《首揭区党委》的大字报。三十一日,北京清华、三十六中学生又贴出了《炮轰司令部----区党委》,积极支持“文尖兵”的大字报。这两份大字报,举起了批判王恩茂为首的自治区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掀起了乌鲁木齐“文革”的新高潮。这两份大字报轰动了乌鲁木齐,在群众中掀起了大辩论。辩论的主要内容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领导干部是不是黑帮;王恩茂是不是黑帮头子;“文尖兵”的大字报是不是大毒草;9月2日自治区召开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是不是反革命的大会;王恩茂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是不是反革命报告;9月3日少数学生举行绝食,是对的还是错的………。

从八月底开始,每天晚上,都有大批工人、机关干部、学生等群众,有组织地或自发地汇集到人民广场主席台下,对上述几个问题发表看法,进行辩论。

为了解情况,我们“红旗战斗小组”,在8月30日到9月初的夜晚,经常去广场听辩论,同时也做好了上台辩论的准备。当年八月底的气温比今天低,太阳下山一、两个小时后,即需穿毛衣、夹衣,到半夜甚至还可以穿棉大衣。我记得我去的那天晚上,是穿了一件厚毛衣,外加一件外套去的。

我站在广场人群中,专心听着台上的发言。本来,我也和“红旗战斗小组”的其他成员一样,是做好上台辩论准备的,但听了一会儿后,不敢了。原因很简单,当时社会上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形而上学的血统论观点。上台的人首先要报家庭成分,成分不好的,还没等开口,就要被轰下台,因此我们只好站在台下听,不敢上台。我们“红旗战斗小组”的成员,听到半夜,瞌睡来了,才打道回学校。

回学校的路上,当走到大十字时,我被张贴在布告牌上遇罗克写的《出身论》吸引,我让其他几位老师先回去,我一人站着看。这张大字报是转抄的,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封建血统论写的。我阅读时,又好像感觉到是针对广场辩论的情况写的。《出身论》深刻地分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存在的问题,指出这幅对联否定了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根本道理,不是唯物主义的,是封建社会血统论的观点,应当予以彻底否定。

《出身论》文字比较长,至今我能记起来的是文章的结尾部分,它引用了一段周恩来总理和赫鲁晓夫的对话。

赫鲁晓夫对周恩来总理说:“我俩有一个共同点,也有一个不同点。共同点是你和我都是总理,不同点是我出生于工人阶级,你出生于官僚阶级。”

周恩来总理立刻回答:“我俩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背叛了本阶级的立场”。

用这段对话回击了血统论的观点,证明家庭出身,不能决定人的一生,决定的是社会的实践。看到这份大字报,让我想起了许多革命先烈,他们中有很多人家庭出身都不好,以写著名的《就义诗》:“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的夏明翰为例。他就出身豪绅家庭,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位革命烈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这份大字报好像也是对广场辩论时,用血统论衡量一个人能不能上台发言的很好的回击。但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下,我不敢说出,只是想想而已。

我们“红旗战斗小组”的成员,虽然在广场辩论中没有发言,但回校后还是写了《谨防扒手》、《反驳万万火急呼吁》两份传单,表明我们对广场辨论中有些言论的态度。

另一件是“保卫市委”。

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我只记得,一天晚饭后,校党支部派人来办公室对我说:“有坏人要冲击市委!”叫我马上组织教工团支部全体成员,去市委大楼门前“保卫市委” 。

1966年的市委大楼,不在今天“市民广场”的西北面,而是在今天西大桥东面,光明路西北端的“时代广场”。 它是一栋刚建起来不久的新建筑,与马路之间隔有一个半圆形的广场。

我接到通知,连忙到各办公室通知教工团员到操场集合,带着他们迅速奔赴新市委办公大楼前的广场。我们赶到的时候,广场上面已经集中了不少厂、矿的工人,以后又陆陆续续来了不少各单位派来的群众。等人集中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又接到通知,冲击市委的坏人还没有来,让我们等着。过了一会儿,还不见有人来冲击,我们又接到命令,让我们在新市委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手拉手,拉成几圈,跳集体舞,以备万一,直到凌晨,才让群众解散回家。

“保卫市委”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它说明当时的市委领导,对“文化革命”中的群众运动也很不理解。

七、“革命”大串联,去延安

上文说到1966年8月中旬,中央发动北京的红卫兵学生去各地串联,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到运动还没有起来的地方煽风点火,闹“革命”。

从此以后,外出串联,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成了热潮。二中“筹委会”在大串联开始时,为保证去北京串联队伍的阶级纯洁性,为首都及中央的安全,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决定外大串联人,必须是红五类弟子中的左派;非红五类弟子中坚定的革命左派;黑五类出身的人坚决不让去。

九月底,我们“红旗战斗小组”成员俞梅葆老师,由于家庭出身好,被批准参加红卫兵,可以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们其他四人都很羡慕。她去北京不久的十月下旬,随着运动的发展,二中“筹委会”对外出串联的人也没有上述三条规定了。“红旗战斗小组”其他四人也被红卫兵团批准,参加了红卫兵,同意去外地进行革命大串联。接到通知,我们四人都很高兴。

串联的时候,“红旗战斗小组”四人,分别参加了两个串联队。姚爽老师和我参加一个串联队,毛由今、王 效 廉老师参加另一个串联队。我这个串联队队员由李志毅、孔祥林、李向东、姚爽、于喜蓉、霍雪等十一位老师组成,队长是李志毅老师,副队长是我。

大串联之前我们这个串联队,召开了一次预备会议。经讨论决定:革命大串联的路线:重庆-武汉-长沙-上海-延安。要求大家携带《毛泽东著作(甲种本)》、《毛主席语录》、《文化革命16条》、《红旗杂志》1966年12期,13期,粮票60斤,少量人民币。组织纪律是:时时处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1-2小时;以革命为目的,反对游山玩水;一般情况下对外不发表意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经常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加强团结;每天交换一次意见,一星期过一次民主生活。因为我在报纸和中央台新闻联播上看到的串联队,都带背包,所以也要求我们串联队成员,都带着背包上火车。

1966年10月30日我们这个串联队离开学校,挤进了79次乌鲁木齐直达西安的快车。为什么要用“挤”字呢?因为当年中央规定,进行革命大串联,可以免费乘车,免费住宿,所以我们到火车站后,发现上车串联的人很多,上车后又看到整节车厢都坐得满满当当的,说有多挤就有多挤。在我留下的“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的日记中写“火车上挤甚,过道上挤满了人,卧铺上挤满了人,车厢与车厢间挤满了人,车过兰州后,厕所里也站上了五个人,因人挤,从第一节车厢到十二节车厢,得走上半个小时,还挤得一身臭汗。餐车上无法发饭,只好采用传送的方法。原来定员54人的卧铺车厢超员两倍,全火车坐了2000多个人。人虽然挤,但秩序很好,生活很有节奏,大家学毛选,念语录,挺愉快。”在我的记忆中,甚至在过道中、车门边都站满了人。上、下火车,都不能从车门上、下,而是要从车窗中,钻上、钻下。我们从乌鲁木齐始发站上车,连坐位都没有,只好把背包放在过道上,充当坐椅,坐在上面休息。所以用“挤”字非常合适。

火车快到西安的时候,串联队老师就带不带背包发生了争论。开始,我还坚持带背包。其他老师说:“老任,既然中央规定,大串联可以免费住宿,各地肯定会为大串联的人,准备了被褥,我们干嘛还要带它?”我反问:“那我们带来的被褥怎么处理?”这时,于喜蓉老师说话了。她说:“我家在西安,下车后,大伙儿把被、褥集中放到我家,回来时,再到我家取回,不就得啦。”我听到她的回答后想,这样处理不错,就这么办。

到于老师家放好了背包,我们串联队又开讨论会,讨论串联的路线。大家根据火车上拥挤的情况,决定改变串联路线,把原来定的五个串联地点改为两个:即乌鲁木齐-延安-北京。去延安的长途汽车,要先在铜川住一晚上再走。11月7日长途汽车到铜川已是晚上,我们决定在铜川休息一天再去延安。大家决定利用休息的这一天,到铜川一中、二中找一些老师了解当地学校文化革命情况,以便从中学习一些经验,回二中得好好干。没想到进了这两所学校教职工宿舍的院子后,我们全傻了眼,因为几乎家家都大门紧闭,上面都挂有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历史反革命分子”等黑牌子。这一情况说明铜川这两所中学几乎每个教师都有问题,我们还能自投罗网,找他们了解情况?大家只好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离开铜川中学,回到住宿的地方。

第二天,11月9日早晨,我们乘车奔赴延安。此时已深秋,公路两边和山岗上的树叶几乎全掉了,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干、树枝。下午我们看到了宝塔山,我知道延安到了。汽车进了延安,过了延河大桥,送我们到住宿地——延安大学。

本来我们的计划是要利用下午,去延安市区观光,了解市容、市貌,没想到,住下后,我感冒发烧,只好让老师们自己去。我吃了自带的感冒药后,就躺在地铺上睡觉。

第二天,烧退了,我按计划和老师们一起参观。  

去延安前,我们对准备     枣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来自网络)参观的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四个地方,都做过了解,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凤凰山、王家坪住的时间不长,住的时间比较长的是杨家岭和枣园。在杨家岭有“中共中央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有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地点。在枣园,有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居住的窑洞,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召开追悼张思德大会的会址和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讲话的讲台。杨家岭和枣园都在延安市西北面,杨家岭距市中心约三公里,枣园距市中心约八公里。我们计算了一下,仅参观这两个地方,就得一天,而我们在延安只能呆两天,所以决定,只去这两个地方。

我们参观了杨家岭革命遗址,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处。一处是中央大礼堂,这是一处在当时、当地算得上高大的砖瓦结构房子。走进大礼堂,只见里边仍然保存着原汁原味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场。会场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色布标,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红布标正中的上方悬挂着画有马、恩、列、斯侧面头像的圆形图案。主席台正中悬挂着长方形的毛泽东和朱德的侧面头像。头像前的桌子上铺着红布。另一处是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地方。它在毛泽东住的小院子中的一张小石桌旁,四面长有树木,但此时树叶已掉,只留下光秃秃的黑色树干、树枝。

枣园,在1944年至1947年3月,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中共中央进驻后,将它改为"延园"。院内有山、有水、有树、有草,我们参观时,已经十一月上旬,草已枯黄,树叶已掉。但可以想象得出,到春暖花开的时候,这里的景色是十分宜人的。在枣园里,依山分布着五座独立的院落,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领导的旧居。毛泽东旧居位于枣园东北的半山坡上,与周恩来、朱德的旧居左右为邻,沿着山坡的台阶走下去,就到任弼时的旧居。我记忆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是石头砌的,窑洞面向西南,共有五孔,由右边起分别为会客室、办公室、寝室,其余两孔是工作人员的住房。毛泽东旧居的西面是周恩来的旧居,东边是朱德的旧居。周恩来旧居有石窑洞两孔,左边是办公室,右边是寝室。从毛泽东居住的地方,走向后沟,西山下有一个平台,它是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台。

我参观后的感觉是,中央领导人居住的窑洞,虽比当地老百姓的要好,但仍然十分俭朴,房子里只有土坑、办公桌和几张木头椅子。但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们领导了抗日战争和前期的解放战争。它告诉我,不管条件好坏,只要有革命精神,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战胜的。

结束了在延安的串联,我们在11月16日返回西安。17日从西安上车,第二天午夜到北京。

八、在北京的日子里

十一月十八日,我们串联队到达北京。

北京老百姓称我们这些来北京串联的人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要好好接待”,吃住全由他们安排,接待热情周到。我们到北京站后,接待站先把我们送到公交车站,再让我们乘公交车到东北郊的“北京经济学院”住宿。“北京经济学院”将我们和其他地方来的串联队混合编队,住在他们的教室里,由解放军带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带队解放军把我们集中起来,讲明来北京的意义后,即在该校操场进行队列训练。11月25日晚上,带队解放军通知我们,每人把第二天早饭、午饭的粮票交上来,又给个别缺少衣服的同志发了棉裤、棉衣,让大家穿戴整齐,要执行重要任务。我们问带队的排长:“明天是不是要去见毛主席?”估计出于保密原因,他没有回答。但大伙儿心明肚亮,估计明天要接受毛主席检阅,有几位中学的学生还高兴得蹦了起来。

11月26日清晨五时,排长亲自敲门叫醒我们。正式通知我们:“今天毛主席要接见大家”。这句话证实了我们昨天的猜测,大家高兴得连忙起床,迅速穿戴打扮,不到五分钟,全部穿戴完毕。此时教室的门外传来阵阵歌声,满楼都在欢笑,都在歌唱。

走出“北京经济学院”,因为一路上人很多,解放军的排长领着我们穿插在人群之中,一会儿快步前进,一会儿跑步前进,整整花了两个半小时,才把我们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侧和西长安街南侧的空地上坐下。我们坐下后,大家自发地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唱语录歌,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我们二中串联队的老师按照解放军要求,席地而坐。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相互轻声地交头接耳:“不知道今天,毛主席用什么方法接见我们,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是坐车过来?” 不管他老人家用什么方法接见,反正今天能见上毛主席了,我们心里甭提有多高兴。大家坐在地上,在解放军带领下学习毛主席语录,唱着语录歌,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下午2:30时,长安街两边的扩音器里,响起了《东方红》乐曲,从西单方向传过一阵阵“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激动、高声的呼喊声。我们知道,这一次毛主席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队伍,而是要乘车接见我们。估计这会儿毛主席老人家乘坐的车队,已经从西长安街往东驶过来了,所以那边的群众才这么激动、热烈地呼喊“万岁!”想到这儿,大家都急着想站起来往西边看,但带队的解放军不准我们站起来,要求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的秩序,我们只好老老实实的坐回地上。由于想见伟大领袖的心切,大伙坐回地上后,仍然伸长脖子,往西长安街方向看。不一会儿,我们看见几辆摩托车在前面开路,毛主席高大的身躯,戴着单军帽,穿着军大衣,站在敞篷车上,冒着寒风,时而向北,时而向南,向两边欢腾、高喊“万岁”口号的群众招手。看到他老人家神采奕奕、红润健康的脸孔,我们都万分激动地举起了《毛主席语录》这本小红书,有节奏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还没等到我们细看,毛主席的车队很快从我们面前驶过,我们两眼跟随车队,紧紧盯着他老人家的背影,直到驶过天安门,看不见为止。

毛主席的车队过去后,欢呼跳跃的群众平静下来,转为兴奋地交谈“你看到毛主席吗?”“看到了。”“你看清楚毛主席了吗?”“看清楚了,他老人家神采奕奕,身体健康。”“他老人家的健康是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幸福”……

我们在西长安街接受毛主席检阅后,解放军把我们带回驻地,宣布他们带队的任务已经完成,大伙儿到北京串联的任务也已经结束,可以离开北京了。

听到解放军讲了这番话,我们二中串联队的老师马上行动起来,做离开北京回乌鲁木齐的准备,但我还不能离开,因为在等待毛主席接见期间的11月24日,我接到李信安同学带来乌鲁木齐“捍卫团”红卫兵总部﹙当时乌鲁木齐红卫兵有三个司令部,“捍卫团”是其中的一个﹚交给我的一项任务,要我在北京和几位学生一起建立一个“联络站”,以便加强和北京的联系,所以我和李志毅老师在安排好串联队老师回乌鲁木齐的有关事宜,委托他们把我俩放在于老师家的背包带回去后,就留在了北京。在这里我还要交代一件事情,在二中串联队里的个别老师,还利用大串联免费坐火车这个机会,回家探亲。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反感,认为外出大串联的目的是为了到全国各地了解文革的情况,便于返回乌鲁木齐后,更好地搞文化革命。他倒好,借这个机会,回家探亲。我在日记上写:“和这样一些人搞革命,革命非失败不可”。想是这么想,但我没有说出来。

留在北京期间,我干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利用半天时间,去孩子姥姥家,看望孩子。我去北京串联的时候,为了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没有把来北京的消息,告诉我的父、母亲,只写信告诉了仙云的母亲。仙云的母亲得知消息后,立刻让她的小女儿,仙云的妹妹倬云在11月21日来住处看望。我和她从1961年见面后,有五年没见面。这时看到当年抱手的娃娃,已经变成了小姑娘。我在日记上面记:“这个小姑娘够有意思的,她不认路,边走边打听,走了四个多小时才找到北京经济学院,我住的地方”。她穿着一身旧黄军装,带了一些吃的,让我马上回家。我道谢后,对她说:“请转告妈,我一切都好,但这会儿去不了家,要等接受了毛主席检阅后,才能去家里看望你们和我的孩子”。

27日下午,安排好乌市二中串联队老师返回乌鲁木齐的相关事宜后,我利用去北师大建立“联络站”的功夫,立刻去南柳巷15号仙云家,看望她母亲和我的儿子。我去的时候,北京已到了取暖季节,所以房间里面生着煤炉。当年仙云家取暖的煤炉,是用蜂窝煤做燃料的铁炉子,炉子旁边有一根铁管伸到窗外。我去时,妈正抱着我的儿子东辉,在炉子旁边取暖。东辉身上穿着棉袄,头上戴着棉帽,胖乎乎的脸蛋,露着微笑。妈见我进了家门,先让我把行李放到床上,把东辉也放到了床上,又让我坐下息会儿。我在日记上面写“这个小家伙长得挺结实,粗嗓门,硬头发,能扶着东西站着蹦跳,也能在床上像癞蛤蟆似的爬着前进……”等我坐到床上后,妈对在床上爬着的东辉说:“东辉,看看你爸来了”。 东辉当时才八个多月,脑子还没有开窍,根本听不懂什么爸不爸的,加上出生后,他压根没有见过我,所以姥姥对他说后,他仍然不理采我,继续玩他的。我伸出双手想抱他,他身子一扭,向姥姥身边爬过去。姥姥把他抱到怀里,夸奖他,笑着对我说:“伊临,别看你儿子只有八个多月,可聪明啦,知道炉筒是烫的,你送过去,他也不会去碰它”。为了证明她说得对,讲完后她用双手抱着东辉,往炉筒边送,没想到东辉却伸出两只小手要去抓炉筒子,妈只好马上缩回手,搭讪说:“看这小东西,以前都知道不碰炉筒子,今天怎么不知道了,是不是你爸来了,你生份了”。听妈这么一说,我只是笑笑而已,但东辉伸出两只小手抓炉筒子这一幕,是我见到儿子的第一印像,所以深深地留在了我心中。

妈留我在家吃了顿饭,我即告别了妈,带着简单的行李,去北师大,执行“捍卫团”红卫兵总部交给我的任务。。

第二件事情,是执行“捍卫团”红卫兵总部交给我在北京建立“联络站”的任务。

要建立“联络站”,首先要解决吃、住的问题。为此,我找了历史系“六一届”留校的同学。他们不仅为我买了饭票,还为我找了西斋南楼一楼的一间房子。解决了吃、住问题后,我立即通知“捍卫团”留在北京,准备和我一起建立“联络站”的李信安、高国胜、凌书立、丁毅等四人。“联络站”的人员也不固定,开始是我和上述四人,共五人。12月6日,丁毅不告而别,只留下四人。12月11日,一位名叫靳要红的新疆大学女学生,又补充进来,“联络站”又恢复五人。

“联络站”建立初期,不仅生活中遇到困难,而且思想也比较混乱。就在这时,我们接到“捍卫团”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任变龙发来的电报,“联络站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我也对“联络站”的同学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工作就是斗争,就是克服困难。怕困难不工作,不是革命者”。五人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决定在现有的条件下,逐步开展工作。

讨论时,我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一、联络站的总任务是,沟通北京和乌鲁木齐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双方互通情报,向北京学习。使“捍卫团”能紧跟形势,搞好乌鲁木齐的文化大革命。二、具体工作。有以下五项:1、宣传北京革命,学生学习“毛选”的情况。2、收集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寄给“捍卫团”,使“捍卫团”能加深对“十六条”精神的理解。3、及时报道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4、和北京某些单位、组织建立固定联系,广泛收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5、及时了解乌鲁木齐文化大革命情况,便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经讨论,大家都同意我提的几条建议。以后联络站就根据上述总任务和具体工作,开展活动。

为了解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每天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街头阅读和摘抄大字报中我们需要的内容,用信函寄回乌鲁木齐。十二月份的北京,气温很低,在露天底下阅读和摘抄大字报很冻人,但我们五人,凭着一股子革命热情,还干得挺认真。至于寄回去后,有什么用,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有一次,到西四电信局,给乌鲁木齐的“捍卫团”通话,介绍北京“文革”情况﹙内容我记不清了﹚。返回乌鲁木齐后,听说他们用“北京来电”为标题,印成传单,在乌鲁木齐散发。

在12月初,我们的“联络站”和北京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第三司令部、武汉联络站、桂林联络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群众组织、教育系的风雷激等六个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了联系。

12月6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到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了解那儿文化革命的情况。

我还利用北师大的人脉,找老同学:冯月华、邹俊梦等了解中央内部斗争的情况、中央文革的情况……

我和“捍卫团”驻 京联络站的同学,利用晚上不能外出活动和阅读大字报的时间,不是在宿舍里抄写中央首长的讲话,就搜集一些有关毛主席诗词的解释,刻印了一本《毛主席诗词解释》。

我在“联络站”干到十二月下旬,一天,乌鲁木齐市二中的李志毅老师,送给我一张进人民大会堂的票,告诉我,这是北京一个造反司令部的小将送给他的,是一张听周恩来总理讲话的门票。在这 个 特 殊 时 期 ,能 亲 眼 看 见 亲 爱 的周 恩 来 总 理,聆 听 他的讲话,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拿上票后,按指定时间,高高兴兴去了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进去后,小会议厅里已座无虚席。到了规定时间,周恩来总理稳健地走上了主席台,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周总理挥手示意后,大家停止了鼓掌。因为听报告的人,事先接到通知,不准记笔记,所以,我没有留下文字资料,只记得它的主要内容是,大串联已经结束,要我们必须在年底前返回各地,就地闹革命。

我回到“联络站”,如实地对同学转达了周总理讲话的精神,让他们不要再留在北京。高国胜、凌书立两位同学不愿意回,想继续留在北京。我只好向他俩表明,你俩是学生,我管不了,但我是国家干部,必须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周总理的话,马上回去。回去前,我反复交代,让他们留在这儿,不要跟其他人亮自己的观点,害怕引起麻烦。这是由我和林杰接触时得出的结论。

第三件事情,是我和唐赞功、蔡京生、金相春一起找《红旗》责任主编林杰。

为 什 么 要 找 林杰呢 ?因 为 他 是 我 们 当 年 历 史 系六 一 届 的年 级 党 支 部 书 记 ,毕 业 后 分 配 到 《红旗》 编 辑 部 工 作 。“文革”

初期,他经常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一起,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人民日报》有一次报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在提了中央领导人名字后,用“还有……林杰……”等句,可见当时他地位的显赫。后来听说他是《红旗》杂志的责任编辑,杂志没有他的签字,不能发稿。所以,去北京后,我想找他谈谈对新疆文革形势一些看法,听听他对这些看法的意见,问问他,我的看法究竟对还是不对?

    为此,我利用在“联络站”工作期间的12月11日,找到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同年级同学唐赞功、蔡京生、金相春等,先打听见林杰难还是不难?他们回答,老同学见面,他不会拒绝的,所以我就约他们和我一起,到沙滩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拜见林杰。林杰和我们见面的房间不大,里面放着几张沙发和一张办公桌。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已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等着。我见他身穿一件黄军服,可军服显得有些短,衣襟下却露出穿在里面的黑呢子外套。我想,你穿呢子衣服就穿呢子衣服,何必在外边罩一套军服呢?想是想,但没有说出来。他见到我们后,站起来表示欢迎,并让我们坐到沙发上。他见我们时,态度比较随和,等我们坐定后,他先和原来同班的蔡京生、金相春等聊了一阵,然后转过头来问我:“任伊临,你远道而来,有事吗?”我回答:“没有什么大事,只想和你聊聊新疆的一些情况”他说“什么情况?你说吧,我听着”。我简单地谈了新疆“文革”的一些情况,讲到王恩茂时,我说:“他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在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当批判,但不该打倒。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他听完后,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赞成,什么话都没有说,即转过头去又和蔡京生、金相春等聊了起来。说了一阵后,蔡京生看了看表,对我说:“任伊临,你还想谈吗?都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林杰是个大忙人,没事咱们走吧”。既然林杰在王恩茂问题上不表态,我还能谈什么呢?这会儿听蔡京生这么一说,我立刻表示同意。

    回来的路上,我想,林杰为什么听我谈了新疆和王恩茂的问题后,一句话都不说?很可能我的观点有问题,但碍于老同学和他的地位,不好提相反的意见,所以一句话都不说,这可能是不表态的表态,说明我的看法有问题。      

回到北京师范大学西斋南楼一楼的“联络站”后,为了不打击同学们的积极性。我对同学们没有明说今天见林杰的情况,只是对他们说,我们要继续干好联络站工作,但不要在外边讲我们的观点,以免惹起不必要的麻烦。

上面就是我串联到北京后,能记起来的几件事情。

九、“黑云压城”

    我按照周恩来总理要求,在1966年年底前,回到了乌鲁木齐。

在我回乌鲁木前,乌鲁木齐地区出现了很多群众组织:学生的群众组织,除了“捍卫团”、“红卫兵总部”,还有“红二司”、“红一司”。工人的群众组织有“工促会”、“ 新工总”。以 后 又 有 了“红革联”。二中的学生中,也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组织。一个叫“10·19”,该组织对自治区领导的基本态度是“王恩茂是自治区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须打倒”。另一个叫“平型关”,该组织对自治区领导的基本态度是“王恩茂有缺点、错误,应 当 彻 底批 判 ,但不属于打倒对象”。对学生中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我们“红旗战斗小组”都没有介入,只集中精力,讨论我们前一阶段的大方向有没有问题?

在我返回乌鲁木齐前,“红旗战斗小组”的其他四位成员:毛 由 今、王 效 廉、姚 爽、俞 梅 葆 都已先后回到乌鲁木齐。等我回来,小组成员凑齐后,立即开始活动。和大串联前一样,我们经常集中到毛由金家,探讨前一阶段小组的“大方向”问题。这个问题最早是由姚爽老师提出来的。他说,串联前后,他曾给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哥哥写信,告诉自己前一阶段活动的情况,并就大方向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他哥哥来信,认为我们“红旗战斗小组”前一阶段的  “大方向”错了。这个问题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争论。小组内的大部分老师认为,我们成立的初衷是,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在一些群众否定校党支部领导、否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否定解放后成绩的时候,站出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怎么可能是大方向错了呢?姚爽老师坚持说,我哥在清华大学工作,今年8月1日,毛主席老人家还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我哥了解的情况应当比我们多,所以他说的话值得我们考虑。在争论过程中,我提起在北京和林杰见面的情况。我说,在我对他谈了新疆文化大革命情况,和我们对王恩茂书记的态度后,他为什么不表态?是否以此表示不赞成我的观点?有些老师分析说,林杰现在的社会地位很高,曾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上过天安门,他怎么可以直接表态呢?我说,你们没有身临其境,感觉不出当时的情况。从当时谈话的气氛中,我感觉到他是反对我的看法,认为我的看法不对。经我这么一说,其他老师不再说话。争论的结论是,可能我们在前一阶段大方向确实有问题。

这结论一经提出,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因为当时如果“红旗战斗小组”的方向有问题,这个小组就可能是“保守组织”或说是“保皇组织”。在文化革命前期,这两顶帽子一旦戴到哪一个组织上面,那个组织就会变成反对文化革命的反革命组织,要受到取缔。为此姚爽老师提出要解散“红旗战斗小组”。我们小组五人,通过半年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猛听说要解散,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俞梅葆老师甚至还掉下了眼泪,她流着眼泪表示坚决反对。对姚爽老师的建议,我也不能接受,我说:“这样吧,我们小组成立起来的时候,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有人借文化大革命,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现在有了问题,也只是认识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为革命坚持真理,为革命修正错误’。我们写份大字报,表示我们承认错误,以后改变方向不就得了,没有必要解散。对立面的组织总不至于像《阿Q真传》中 的假    

我临摹毛主席手迹的封面和内容

洋 鬼 子,不 准 阿 Q 革 命 吧 ”。 经我这么一说,大家一致同意“红旗战斗小组”继续存在,但要改变方向,重新战斗,并要我执笔,写一份《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的大字报,贴在教学楼西墙,表明我们“红旗小组”,转变大方向的态度。

大字报贴出后,我又考虑,经过半年接触,感觉毛由今老师的能力比我强,思路宽,口头表达能力也好,所以在一次小组会上说:“‘红旗战斗小组’是我挑头建立起来的,前一阶段我把大家的方向带错了,我自动免职,让毛由 今 老师当咱们的组长,今后由他领着我们前进”。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从此以后,“红旗战斗小组”的组长就由毛由 金老师担任。

从我们贴出《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的大字报后,各种

谣传闻纷至沓来:什么我们对立面的学生组织——红二司的“10·19”,要抄、砸“红旗”小组,拿走我们的油印机、钢板等刻印传单的工具;什么要把“红旗”小组的头头任伊临拉出去游街示众等等。

“文革”时期,是个“无法无天”的日子。群众组织想干啥就干啥,谁也不能阻拦,谁也管不了。这些传闻,搞得我在一段时间里,惶惶不可终日,给人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

面对这种紧张气氛,我回家跟仙云商量,“游街”我倒不怕。那个时候,北京有许多知名的文化人、乌鲁木齐一些单位的领导,都被群众拉到街上批斗、游街,他们不都照样活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给人戴顶高帽子,涂个花脸,低个脑袋,后边跟着一群人喊几声“打倒”一类的口号的事情,时有发生。“游街”结束,被“游街”的人,回家摘掉高帽子,洗干净脸,照样生活,有什么可怕的?怕就怕他们抄家,万一抄出我俩写的东西,从里边断章取义,拿出几句话,说是反革命言论,你有理也辩不清。加上我俩家庭出身都不好,随便给你戴顶“反革命”帽子,就够我俩受的。想到这儿,我俩又仔细琢磨,参加工作后写过什么东西没有?我俩想:除了写教案就是写日记,教案肯定没有问题,而且它还放在办公室里。日记可是我俩相互倾吐感情的地方,有问题也可能会出在这里。“文革”中,以文字定罪的先例有的是。想到这儿,我俩又想怎么处理它比较好?烧掉很可惜,商量再三,决定用报纸把日记本包起来,埋到房间的砖地下。没想到,这一埋就是几年,直到搬家时才把它取出来,但纸质日记本,受地下潮气影响,基本霉烂,我俩只好把它烧掉,所以从1961年到1966年,我俩的日记本基本都没了,而且从埋日记本的时候开始,直到三中全会,我再也没有记日记。这些虽是后话,但我认为有必要交代清楚,所以提前说了。

另外,我对仙云说,我箱子里还存放有几张我在北师大学习时,从四哥手中抢下、父亲解放前从事外交活动的相片。这些相片一旦被人抄出,说我留恋旧社会,那个罪名可不轻。说到这儿,我连忙拿出来,把它烧掉。从这以后反应我父亲外交活动的相片,一张都不剩了。做完这两件事情后,我就不怕抄家了,在家平平静静的过日子。

    在这段时间里,学校里“停课闹革命”,学生不上学,都在闹“革命”。我们当老师的,也用不着带班、备课写教案,加上“红旗战斗小组”也只学习讨论,不再动笔写东西,剩下的时间,什么也不干。那时我才二十八、九岁,精力旺盛,为消磨时间,我就到处寻找毛主席的手迹,临摹着抄下下来,整整抄了一厚本,到现在还保存着。

    在这段时间里,毛由 金老师曾对我说,我们能不能编一本《毛主席诗词解说》。我对他说,在北京我已经看过好几种版本类似的书籍,要想编写得超过他们,就得找资料,在边疆地区找资料很困难,我们再努力,也不一定能超过别人。所以他的动议就这样不了了之。    

十、“三月东风”

           “红旗战斗小组” 贴出《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的大字报后,虽然我们五人仍然天天集中到毛由 金老师家,阅读《人民日报》有关“文革”的报道,讨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重要社论,谈读后感,但再没有动笔写文章。

     在此期间,我们“红旗组”的成员反复学习《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知道去年8月1日到12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文化革命”一个转折点。会议期间,毛泽东严厉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此以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绝大部分当权派都受到冲击,其中一些人受到残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又发生“一月风暴”,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夺了上海市委的权。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上海经验”作了概括:“这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并说:这是毛泽东“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此后,全国各地都仿效上海开展了夺权运动,由“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接替了原来的权力机构。乌鲁木齐的“红二司”也 仿 效 上 海“夺 权”经 验  ,夺了自 治 区 党 委 的 权。在夺权过程中,一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被打倒并受到迫害,群众组织之间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和派性斗争,许多地方还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为“压束这种混乱局面,毛泽东提出消除派性,解放干部,加强团结,实行联合,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中共党史简明读本》第117页)。根据毛泽东的决定,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先后派出人民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包括学校在内的各个单位。军队开始深度介入“文革”,并掌握了各地“文革”的主导权。

“夺 权”呀、“三支两军”呀……,搞得我们“红旗战斗小组”的  同  志   眼花缭乱,莫衷其一,气氛更显紧张。特别是乌鲁木齐在“红二司”夺 了 区 党 委 的 权 后,好 像“红二司”就 是 代 表新 疆 正 确 路 线 一 方 的 群 众 组 织。和 它 观 点 对 立 的“捍卫团” 就变 成 了 错  误  路 线  一  方  的 群 众  组 织 。如果“捍卫团”路 线 错 了 ,那  我  们“红旗组”当 然 也  成 了 执 行 错  误  路  线  的   组  织  。这 样 一来,我们当初成立时候的“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的 愿 望 就 变 成了一句空话。就在这种“黑云压城”的氛围中,原“捍卫团”的学生马德福,在1967年3月份,找到我们,和  我  们  进  行  了  坦  率  的  交  谈  。

    马德福告诉我们,你们“红旗战斗小组”前一阶段方向没有错,不要再写什么“检讨书”,贴什么《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的大字报了,你们要挺起腰杆闹革命。他又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说新疆军区解放军“支左” ,是支持咱们的。若干年后,和他一起吃饭时,他对我谈起了当年这件往事。他说,当年“红二司”在 上  海  “一  月  风  暴”后 ,也  夺 了 自 治 区 党委的权,在区党委面向广场检阅台西侧的门口挂上了一块“新疆造反派夺权指挥部”牌子。一天深夜,他和余国忠悄悄摘下这块牌子,把它扔在离区党委大门不远的广场西侧的公共厕所里。第二天上午他和余国忠去这个地方观察,只见围观的人很多。他俩发现其中有三、四个解放军还对着这个情景竖起了大拇指。由此他俩知道新疆军区解放军是支持他们的,所以他才敢在当年三月份对我们说,新疆军区“支左”是  支 持  咱们的,才敢让你们“红旗小组” 及  其 他  观点和你们相同的老师,都参加到学生“二中· 平型关”的组织中,师生一起闹革命。

    听说新疆军区解放军支持我们,而且马德福讲得这么明确和恳切,他的话像三月的东风,吹散了我们“红旗战斗小组”五人头脑中的阴霾,振奋了我们的精神,我们立刻决定参加“二中·平型关”。

    在“二中·平型关”学生劝说下,“三月二日,原来我校教师中流散着十一名和我们观点相同的党、团员,为在大转变之时,维护党的政策,放下包袱,联合战斗,组成'平型关战团烽火纵队'”。这十一名党、团员是陈炽﹙党员﹚、李志毅“二中·平型关”的袖标    ﹙党员﹚、王淑媛、都美龄、周耀棠、卢桂莲和“红旗战斗小组”五  人  。 我们十一人,除陈炽老师年龄大点外,其他几人都在三十岁上下,大家一致推选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来二中任教的王淑媛为勤务员。为什么要让毕业刚一年多的年轻教师当勤务员,而不选两位党员呢?因为“文革”期间,把家庭出身绝对化,选用干部都讲家庭出身。王淑媛家庭成分贫农,所以选她当“勤务员”。为什么不把负责人叫组长、队长呢?因为“文革”中,群众组织的领导,一般情况下都叫“勤务员”。群众组织中的正职叫一号勤务员,副职叫二号勤务员、三号勤务员。“二中·平型关”的一号勤务员是当年高二学生马德福。

二中教师中的“平型关战团烽火纵队”组织起来后,第一件事情是在3月5日和学生一起到广场开会。开会时,对立面群众组织派人干扰,我们看到解放军帮助我们维持会场纪律,劝走了干扰会议的人。我在3月6日的日记上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人民解放军帮助我们维持会场纪律,帮我们竖起'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红旗。红旗在主席台上迎风飘扬,我拼命地鼓掌。会后我们和解放军、工农兵群众一起上解放路游行,路旁的工农群众都向我们招手,和我们一起喊'打倒武光'的口号”。这次集会、游行,证明马德福对我们讲的话是正确的,也极大地鼓舞我参加“二中·平型关”组织的决心和信心。

从这次集会、游行后,“平型关战团烽火纵队”的教职工开始了正常的活动。那个时候,只要搞活动,就必须首先学习1961年在军内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也称“小红书”)。学习开始,每人右手要举起小红书,先三呼“毛主席万岁!” 再呼“敬祝林副统帅万寿无疆!”然后再学习讨论。我们每次学习开始都要举行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仪式。

     “平型关战团烽火纵队”活  动  开  始   ,和  当  时  其  他  的   群  众组  织  一  样,调  查 了 解 乌 鲁 木 齐 文 化大 革 命 进  展  的 情 况 ,写 大 字 报 、大  标  语 。1 9  6 7 年  3  月  下  旬  , 我  先  后 和  姚  爽 老  师  、李志毅老  师  去 医  学  院  、八一农学院、新疆工学院调查了解,星期日又到教育厅调查了解。同时我们创办了《平型关烽火》 油  印  小  报  ,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文章,刊登在小报上,作为传单,散发到社会上。

另一件事情是参加各种内容的游行。4月2日到人民广场参加“红卫兵代表大会促进会”﹙简称“红促会”﹚的成立大会。会议在批判了刘少奇罪行后,举行了游行。4月4日去人民广场参加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会议,会后上街游行……除了上述内容的会议、游行之外,只要报刊上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指示,我们都要上街游行,表示热烈拥护和庆祝“最高指示”的我发表。有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重要消息或《红旗》杂志发表了重要文章,也要举行群众游行。       红促会的袖标

1967年四月十六日,在“支左”解放军的建议和推动下,观点相同的工人、农民、学生的群众组织:工人的“工促会”(全名为工人代表大会促进会),农民的“农促会”(全名为农民代表大会促进会)和“红促会”联合一起(简称“三促”),在当时市中心广场——人民广场召开了一次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自治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这是一次向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群众显示“三促”联合后的力量,和针对“红二司”“四·九”大会召开的。因为“红二司”在“四·一六”大会前七天,曾经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四·九”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们除了高喊“打倒王恩茂”外,还把“红促会”中“八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红造部”,打成“新疆的联动”,把“红促会”中的“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简称“红一司”)、“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简称“红三司”)打成保守组织,同时还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地把矛头指向新疆军区,所以“三促”召开的“四· 一六”大会表明“三促”中的每一个群众组织,始终都是高举打倒全国和自治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造反组织,只不过是在自治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选上和“红二司”不同而已。大会结束后,我们“二中·平型关”师生又和参加大会的群众一起,高喊着口号,上街游行。

“四·一六”大会,又一次清除了我们“红旗战斗小组”五位老师心中的顾虑,革命春风又吹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红革联”联络证的封皮和内容

在这段时间里,仙云在工作单位--乌鲁木齐第五中学参加了“乌鲁木齐地区中小学教工无产阶级革命联络站”(简称“红革联”)。这是一个在基本观点上和“三促”相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有分歧的群众组织。所以文化革命中,我俩双方都相互支持,积极参加所在组织的活动。

十、在“新中剧院”的日日夜夜

“四·一六”大会前,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虽因观点不同,时常发生争论,但矛盾相对缓和,两派群众组织也都在校园里活动。“四·一六”大会后,乌鲁木齐不同观点的两派组织,矛盾日趋尖锐。第二中学“一Ο·一九”组织的个别学生,还在晚上,用石头、砖块砸我们这一派教工住家的玻璃窗,准备把不同观点的师生赶出学校,独派占领学校。在他们行动前,对立面观点“一Ο·一九”教师组织中的张文华老师,出于好心,提前告诉我:“老任,‘一Ο·一九’组织的学生,准备占用办公室,你赶紧把放在办公室里的东西拿回家去”。我想,放在办公室里的东西,都是我大学学习期间所记的课堂笔记、北师大历史系发的讲义,到二中后写的教案和全套教学参考书,除此之外,还有为教学需要,由我亲手绘制的中国历史和现在中国版图的对照地图,学生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估计他们不会动的,所以没有去办公室把它们拿回家。没想到,他们住进去的时候,从季节上讲,虽是春季,但乌鲁木齐气温要到四月中下旬才能回暖,在此之前,仍然需要生炉子。为了取暖,学生把我上面说的所有东西,都当做生煤炉时引火材料烧光了。我上述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毁于一旦,正让我痛心!被毁的何止于我个人的东西,学校图书馆的书,教导处的资料,学生档案也不能幸免于难!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造反”行动?!

“一Ο·一九”组织入住学校后,为了把对立面群众组织的师生赶出学校,还想出一个“绝招”。他们占用二中的食堂,把它办成“打倒王恩茂食堂”,谁进去吃饭,谁就得承认要“打倒王恩茂”。当年绝大部分年轻教师,都在学校搭伙,不在家吃饭。“平型关战团烽火纵队”中除陈炽、卢桂莲老师,因有孩子,在家做饭外,其他都在学校食堂搭伙。现在“一Ο·一九”把学校的食堂改为“打倒王恩茂食堂”,我们再进去吃饭,等于我们也承认“一Ο·一九”组织的观点,这和“二中·平型关”的观点大相径庭,我们九位在学校搭伙的老师当然不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那怎么办?后经“二中·平型关”联系,我们九位老师都到自治区轻工业厅食堂吃饭,都去新中剧院和学生一起活动。“平型关战团烽火纵队”老师为什么能去这两个地方?因为自治区轻工业厅食堂对外开放,谁都可以去吃,经联系,同意我们去。因为新中剧院被观点和我们相同的“井冈山”占领,所以也同意“二中·平型关”去活动。

虽然我们吃饭、活动都有了着落,但总不像在学校活动方便,生活也比较艰苦,尤其是活动地点,更为简陋。因为新中剧院不像二中,有教室、办公室。它虽然也是一幢二层楼建筑,但一楼是剧场,里边只有舞台和观众席。舞台是一个半圆形的建筑,铺有木板。观众席面积比较大,但里面只有木质靠背椅,椅子底下是水泥地。它的二楼在观众席东、西两边。东面有楼房,是一长溜统房。西边是否有房间,我记不清,只记得西南角楼梯拐角处有一块比较宽敞的地方。“二中·平型关”师生到新中剧院后,学生就在舞台上和观众席东面二楼的一长溜房子中活动。老师就在西南角楼梯的拐角处活动。学生怎么活动我不清楚,我只记得,老师在西南角楼梯拐角处的地上,铺上陈炽老师从家里带来的被子、褥子,活动时,我们或坐在褥子上,或斜靠在被窝卷上,学习讨论。

别看我们活动的地点不怎么理想,但大家学习、讨论还是很认真的。白天只要没有上街游行,我们这十一位老师,就在楼梯拐角处学习《毛泽东选集》,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当时简称为“两报一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辨论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讨论得最多的是对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时也商量和对立组织斗争的策略、办法。

陈炽老师是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把小儿子嘎子放到了托儿所,把大女儿小红带在身边。在我们学习、讨论的时候,小红就趴在陈炽老师膝盖上,自顾自地玩。休息时,我们也经常逗着她玩。平时,白天的时候,我们十一位老师,就在新中剧院活动,晚上各回二中的家睡觉。碰到情况紧张,需要在晚上活动时,我们就从家里拿一床被、褥,铺在观众席靠背椅底下的水泥地上,钻进被窝,和衣而睡。学生也是这样,他们有的在舞台的地板上睡,有的跟我们老师一样,在观众席靠背椅底下的水泥地上睡。那时学生的道德品质、思想境界都很好,很单纯,一心扑在“革命”上。男、女生自觉地在舞台和凳子底下分开,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正常的行为。

“二中·平型关”的师生,就在新中剧院上述艰苦的环境中,一直活动到解放军军宣队进驻学校,两派实行大联合。

十二、写传单《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我们在新中剧院活动期间,社会上还发生了几件事。

一件是“红二司”在人民广场举行“广场会战”。究其原因,是因为“三促会”在1967年4月16日召开了“四·一六”大会,社会影响很大。和“三促会”观点相对立的“红二司”等群众组织,害怕“三促会”以后将会有更大、更剧烈的行动,将会造成对他们更不利的影响,所以赶快把桌子从学校搬到广场,把被褥从家里搬到广场,把纸、油印机等宣传用品也搬到广场,在广场搭建席篷、帐篷,安营扎寨,宣称这是一次“与王恩茂血战到底的大会战”。谁要想通过广场,就必须喊“打倒王恩茂!”否则,不让通过。目的是让和“红二司”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不能在广场搞活动。

另一件是“红二司”所属组织二千多人,在五月六日晚十一时,不顾值班解放军战士的劝阻,翻墙冲进由新疆军区主持、办的军字号《新疆日报》社,占领了报社编缉部大楼和印刷厂,强占了电话总机室,广播室,破坏了电讯联系,宣布从五月七日零时起,“查封”军字号《新疆日报》。第二天又对前去抗议他们非法“查封”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挑起武斗,致使六百多人负伤,同时抓捕一些前去抗议的群众,并迫使报社二百多位革命职工及部分家属搬离报社,随后他们又非法出版了《红色电讯》。

对第一件事情,我只是到人民广场周边的马路上,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些情况,没有更多的行动。

对第二件事情,我在五月八日中午,随着“二中·平型关”学生和“三促会”的群众组织,去《新疆日报》社,抗议他们的行动。我们是从《新疆日报》社西边的新华印刷厂接近报社。当我们抗议的队伍,走过去时,“红二司”所属组织的群众站在报社的楼顶上,向我们扔石头、砖块。我方群众虽然有许多人被砸伤,还硬顶着冲了过去。冲到《新疆日报》社后院的时候,对面有“红二司”、“新工造”手拉手组成的人墙,冲不过去了。从中午三点多到下午六点多,我方虽然冲了三次,还是冲不过去。这时对方的群众组织,又在楼顶上向我方扔下了雨点般的石头、瓦片、砖块。看到这一情况,“平型关”学生怕伤及老师,劝说我们离开,我和毛由今等老师只好离开报社,回到家里。

上述两件事情的发生,并没有影响“平型关战团烽火纵队”教师的活动,我们照常在新中剧院楼梯的拐角处学习发表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乌鲁木齐的实际情况,进行讨论。

讨论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有必要把讨论的内容,归类、整理成文字资料,表明我们对自治区和乌鲁木齐“文革”的立场、态度和观点。

《千秋功罪,谁人评说》的封面   考虑成熟后,我从1967年5月中旬开始,把自己关在我家不足十平方米的斗室里,起草一份名为《千秋功罪,谁人评说——平型关对目前形势看法》的传单。五月二十七日写完了初稿,全文共分:一、紧紧把握斗争的大方向;二、解放军支左工作好得很;三、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来自何方;四、必须正确评价革命小将;五、关于兵团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六、其他等六个部分。这六部分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上争论和我们讨论的全部主要问题,共四万多字。

初 稿 写 成 后,我先交给“烽火纵队”教师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我写的内容。讨论后又请毛由金、王孝廉对全文进行修改、润色,再交还给我定稿。文章定稿后,再请钢板字刻得比较好的毛由金、王孝廉、陈炽三位老师刻写,后经勤务员马德福等同意,交“平型关”宣传组油印,叫学生散发到社会上,同时还让学生将它抄写成大字报,贴到乌鲁木齐市的大街小巷。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份传单的社会反响很大。《千秋功罪,谁人评说——平型关对目前形势看法》的油印传单发出不久,即被自治区党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联络部翻印成铅印传单,发到社会上。后来听人说,“自治区主席艾则孜·赛福鼎看到了这份传单,认为写得好”,才叫“区党委革命联络部”翻印的,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我不敢肯定。铅印传单不仅在乌鲁木齐散发,也在全疆散发。“二中·平型关”的名字,也由此传向全疆,成为当年有影响力的群众组织之一。

十三、两下石河子,调查二中校长关文莹

随着时间推移,对“文革”精神的了解,我们认识到,现在是在对自治区主要领导该不该打倒的问题进行争论,等中央表态后,最终我们还得回到本单位——市二中进行“文革”,那时肯定又要对市二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关文莹进行定性。为争取主动,我们“平型关烽火纵队”教师,必须及早对她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了解,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决定我们回本单位的行动方向,是“打倒”她,还是“批判”她?

经讨论,“烽火纵队”教师认为关文莹在二中的情况,大家有目共睹,一目了然,都很清楚,但对她的历史情况,就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她是从石河子中学调来的,但她在石河子中学及以前的表现怎样,就不了解,所以必须派人去石河子中学调查了解。“烽火纵队”决定,派我和王孝廉老师在五月上旬去石河子中学调查了解。

石河子中学当年由“八野”掌权,而“八野”的勤务员金玲芳老师,碰巧又是我们“烽火纵队”勤务员王淑媛老师的同学。所以,我和王孝廉老师带着王淑媛写给金玲芳老师的介绍信去石河子。金玲芳老师见信后,热情地接待我俩。我俩分析原因,一是我和王孝廉老师所在的“平型关”和她所在的“八野”在社会问题上的看法一致,是“同派”。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清楚,那时候“同派”的人特别亲切,这就是所谓的“派性”。二是她和王淑媛是同学,看在同学份上,她当然得热情接待。我们去后,金玲芳老师不仅为我俩买了饭票,还亲自抱了两床被、褥,把我俩安置到一间大办公室,既做卧室,又当办公室。安排好膳、宿后,又让办公室人员为我俩寻找熟悉关文莹情况的教职工,到我俩住宿的办公室,为我俩介绍情况。我和王孝廉老师对每位介绍情况教职工谈话的内容,都尽可能详细地做了笔录。几天后,金玲芳老师对我俩说:“你们要找的教职工,属‘八野’观点、住在学校的,全都找了,不属于‘八野’观点的,基本上没有住校,都住在其他团、场,不太好找。”听说后,我和王孝廉老师商量,从这几天了解到的情况分析,关文莹在石河子中学执行的教育路线,和在乌鲁木齐市二中执行的基本一样,都是“智育第一”这一套,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既然金玲芳老师说要找对立面观点的教职工有困难,咱俩也不要难为她,还是回去吧。

5月17日,王孝廉老师和我带着在石河子中学了解到有关关文莹的情况,回到新中剧院,向““烽火纵队”老师作了汇报。大家经过认真分析讨论,肯定了我俩的努力,但又认为,同属“八野”的教职工,可能观点一致,最好能寻找不属于“八野”观点一派的教职工,听听他们的意见。中国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不要因为金玲芳老师说找起来有困难,就不找了。决定让我俩休息一段时间后,再去一趟石河子中学。

我和王孝廉老师从石河子调查回来,还发生了一件重要事情。“平型关”学生去反修路(今天的友好路)工学院参加武斗,

被对方抓走了十多人,用汽车押送到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的教学大楼关押。

因为我住在二中操场西边的小土房里,透过玻璃窗,对操场上的一举一动看得十分清楚。这天早晨,正当我准备做早饭,蒸窝窝头的时候,听见操场上有汽车声,抬头看,见“二中·平型关”十多位学生坐在汽车里,被对方押送进教学大楼。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怎么办?学生被他们押进大楼,还会有好果子吃?得赶快去新中剧院,给“平型关”总部报个信,让他们想办法解救。想到这儿,我连忙对仙云说明情况。她同意我快去,并给了我一个冷窝窝头,权充早点,又嘱我要小心点。为了不引起对方怀疑,出家门时,我装着平静的样子,慢吞吞地走出校门,出校门口后,立即快步疾走,还没等我走到今天“东方100”门口的时候,突然听见后面有跑步的声音,回头看,只见两个健壮的工人,跑了上来,一人抓住我一只胳膊,硬把我押回二中,推搡向教学大楼。进门时,在大楼门口站岗的工 人还用棍敲打我腰部和腿部。这时走过来一位“一Ο·一九”学生对他们说:“他是好人,关进去就可以了,不要打他。”

押解我的两位工人,把我押送上二楼朝北的一间教室。教室里空落落的,没有一个人。我坐在静悄悄的教室里发急,看来今天消息是送不过去了,不知道被关押的学生会出现什么情况?不知道新中剧院“平型关”总部的人,知道不知道?但再急也没有用啊,因为现在我也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我只能呆呆地坐在教室里,双眼看着窗外,不知道以后的时间里将会发生什么。

估计是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一位“一Ο·一九”学生,端进来一盘烤馍,说:“任老师,吃午饭吧。”那时我派性挺厉害,对端烤馍的学生倔强地回答:“‘打倒王恩茂食堂’的饭,我不吃。”这位学生见我这副样子,一句话也不说,放下烤馍后,即离开了教室。

他离开后,来了两位“一Ο·一九”的学生,指着我的鼻子责问:“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吗?”

我回答:“我干我应该干的事。”

又问:“红旗路的广播喇叭是谁搞的?你们都广播的什么内容?”

我回答:“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没有做过调查,不清楚这件事。”

又问:“武斗中,你们老师为什么把学生推向第一线?你认为这是革命行动吗?”

我回答:“我们老师没有派学生去武斗。我一向反对武斗。但说到武斗是不是革命行动,那要看具体情况,看事情是怎么发展的。”

这两位学生见问不出什么,就指着我鼻子,骂我不老实。并让我替他们警告陈炽、李志毅、王淑媛。我没有予以理睬,只是不吭声地坐着。他俩警告我一通后,离开了关押我的教室。

过了一段时间,我透过教室北面的玻璃窗,看见一队 “平型关”学生,秩序井然地从大门口走进来,到操场后,他们高喊着“还我战友!”的口号,在操场里兜圈子游行,同时又从队伍里走出几个人进了教学大楼。我估计这几位是“平型关”学生的代表,他们是进教学大楼和“一Ο·一九”谈判的。又过了一会儿,只见被关押的学生,随着谈判代表一起走出教学大楼,和在操场游行的队伍会合后出了校门,我也被“一Ο·一九”的学生放了出来。

 我放出后,赶紧回家,塞了几口馍,又去了新中剧院,向其他老师谈了刚才的经过。老师告诉我,被抓的“平型关”部分学生,是冲进工学院,被对立面群众围堵后抓的。他们刚被抓走,就有人来新中剧院报信,这才出现刚才你看见的这一幕。

发生这件事情后没几天,我又去了一次石河子。

本来这次去石河子,应当我和王孝廉老师再去的,但他在七月上旬有事,去不了。“平型关·烽火纵队”决定派俞梅葆老师和我一起去。我和俞梅葆老师到了石河子中学,金玲芳老师仍然和上次一样,热情地接待我俩,为我俩买了饭票,让俞梅葆和她住一个房间,让我和校办公室主任住一个房间。因为我和俞梅葆老师去后,开门见山地对金玲芳老师说“我俩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找和‘八野’观点不一致的教职工了解情况,想听听他们对关文莹的看法”。因为这些人,都在团、场住,要了解,必须去他们住的地方,所以金玲芳老师没有和上次一样,为我俩安排单独谈话的办公室。

我记忆中,和“八野”观点不一致的教职工虽然不在石河子中学住宿,住的距离也远、近不一,但只要下功夫,还是可以找到的。我俩决定,对住得比较近的,在问明确切的地点后,就徒步去。对住得比较远的,请金玲芳老师安排我俩搭便车去。我和俞梅葆老师白天都在外边了解情况,对谈话的内容进行详细的笔录。为赶时间,我的笔录比较潦草,就叫俞梅葆老师晚上到我住的办公室主任老师房间,进行整理,重新抄写。办公室主任知道情况后,每天都有意晚点回来,好让我俩把谈话记录整理完毕。

最后一次,我和俞梅葆老师搭乘金玲芳老师安排的便车,去距离石河子中学十多公里的团场,找一位老师了解。谈完话后,这位老师告诉我俩,还有一位了解情况的老师,住得比他还远,问我俩去不去。我问他今天能不能去?他回答,今天没有便车,要去也得等到明、后天。我和俞梅葆老师又找这位老师所住单位的领导商量,回答是这两天都没有便车,想去你二位还得在这儿住几个晚上,看情况再定。听到他这么模棱两可的回答,我对俞梅葆老师说,这样做要浪费一、两天时间,而且能不能去还不一定,咱俩就不去了,俞梅葆老师同意我的决定。所以我俩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后,就在当天下午,返回石河子中学。

回到石河子中学后,我和俞梅葆老师又再一次商量,要不要让金玲芳老师找便车,把我俩送到上午谈到的那位老师住的地方去。商量的结果是,我俩和“八野”观点不一致的教职工,除了上午提到的那位老师外,都找到了,他们谈的情况,和上次我和王孝廉老师听到的情况,没有多大差别,不要为这一位老师再麻烦金玲芳老师,咱俩明天就回乌鲁木齐。

第二天上午,我和俞梅葆老师告别了金玲芳老师,在公路上挡住一辆去乌鲁木齐的卡车,搭便车返回乌鲁木齐。在车上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将在下一节叙述。

“烽火纵队”老师,将我和王孝廉、俞梅葆两位老师了解的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结论是关文莹在学校当领导期间,执行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但不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态度和策略是“批字当头,但不能作为敌我矛盾无限上纲,提打倒她。”

九月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革委会,二中进驻了军宣队,“平型关·烽火纵队”把调查到有关关文莹的笔录材料和对她看法的材料,全都交给了军宣队。

十四、“七·一三”事件

下面我来叙述我和俞梅葆老师七月中旬从石河子搭便车返回乌鲁木齐时,听到这件令我俩兴奋的事。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干什么都得钱,坐车也可以不要钱。在公路上,你只要挡上一辆顺路的车,司机就会让你免费搭乘。我在上节提到,俞梅葆老师和我在石河子公路上挡上一辆去乌鲁木齐的卡车,上车后看到车厢上除堆着货物外,还坐着好多年轻人。当我看到这一情况是,马上拉了拉俞梅葆老师的衣角,悄悄地对她说:“车上坐着这么多人,谁知道他们是什么观点的,万一坐的是对立面观点的人,就麻烦了,所以我俩都不要亮观点。”俞梅葆老师点点头,没有说话。

我俩坐在车上一直没有啃声,走了一段路后,听见车上的年轻人扯起武斗的事情。文革期间,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地武斗很多,乌鲁木齐也一样。乌鲁木齐最早挑起武斗的群众组织是“红二司”。他们从1966年11月开始,伙同工人群众的造反组织“新工总”,先后抄砸了和他们观点相悖的“红卫兵总部”、“红三司司令部”、“捍卫团总部”,后来又把八农“红色军团”赶出了学校,把新大“天山革命公社”、“十一红战团”、“革命到底兵团”赶出了学校,把一中“长征”赶出了学校,在这些学校实行所谓的“红卫兵”管制……所以在车上的年轻人开始谈武斗的时候,我都没有在意,谈着谈着,他们突然提起了“二中· 平型关”。说7月13日,乌鲁木齐发生了一场武斗,是“新工总” 和“红二司”联合攻打驻守在新中剧院的“二中·平型关”革命小将………听到这儿,我的心突然紧缩一团。心想糟了,我们“平型关”人数不多,能抗住这两个人数众多的群众组织的联合进攻吗?想到这儿,我看了一眼俞梅葆老师,见她也竖着耳朵在听。正当我俩为自己的组织担心时,只听谈话的群众,用赞扬的口气说:“‘二中·平型关’小将表现得很英勇,硬是打退了他们。”听到这儿,我悬着的心放下了,而且为“平型关”学生这种英勇行为而自豪。我看了一眼俞梅葆,见她也很兴奋。我虽然高兴,但因为和俞梅葆有约在先,所以仍然没有吭声。但比我年轻的俞梅葆老师却憋不住了,自豪地冒出一句:“我就是‘二中·平型关’的。”谈话的年轻人听说我俩是“二中· 平型关”的,都用钦佩的目光看着我俩,好像我俩都是长有“三头六臂”的“英雄”。接下来,又向我俩打听“七·一三”的详细情况。为避免俞梅葆老师再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我连忙说:“我俩刚从外地回来,七月十三日这天不在乌鲁木齐,不知道当天的具体情况”,他们才没有再说什么。

回到乌鲁木齐,我和俞梅葆老师向“烽火纵队”老师汇报了调查情况后,迫不及待地向他们了解“七·一三”事件的经过。老师们告诉我俩,七月十三日这天,“新工总”和“红二司”联合一起,带着土制长矛,燃烧瓶等武器,从解放路大十字方向压了过来,准备攻打新中剧院。当时,马德福正带着学生去广场有事,听到消息后,赶快把“平型关”学生集合起来,从交通大队方向跑步回新中剧院。回来后他们和剧院“井冈山”的群众,迅速跑上新中剧院楼顶,居高临下地进行反击。到了楼顶,马德福又让一小部分学生返回新中剧院的院子里寻找六角砖、土块、瓦片、石头,凡能找到的,悉数将它们搬到楼顶。此时只见“新工总”和“红二司”黑压压的一片,从新中剧院南面的中山路,往剧院楼顶扔土块、燃烧瓶,同时还开着汽车,撞击剧院的围墙。“平型关”师生和“井冈山”群众,冒着对方扔上来雨点般的土块、石头、燃烧瓶,英勇顽强地进行抵抗,有些学生的头部受伤,也轻伤不下火线,仍然坚持反击,继续从楼顶扔下六角砖、土块、瓦片、石头,让对方接近不了新中剧院,双方整整打了一天。第二天马德福决定组织学生敢死队反击,反击前敢死队学生举手宣誓:“打不败对方,决不活着回来”。敢死队学生在马德福带领下。端着土制的长矛,冲出新中剧院南门,把对方压向大十字,他们得胜后返回剧院。

但对方并不善罢甘休,在敢死队学生返回新中剧院后,又冲了过来,继续攻打新中剧院。此时放在楼顶上的六角砖、土块、瓦片、石头用得差不多了。正当“平型关”和“井冈山”感到难以坚持抵抗的关键时刻,猛听见从新中剧院的北面——人民剧院方向,传过冲锋号的声音。大家站在楼顶上,顺声眺望,只见和我们观点相同的兵团“八野”、“联总”和“八一”钢铁厂的工人,排着整齐的队伍,端着长矛,从红旗路迅速冲了过来。大家在楼顶上看到这股威风的阵势,不由高兴地欢呼起来,更加勇猛的把剩余的土块、石头扔向楼底下进攻我们的“新工总”和“红二司”的人群。因为大家清楚“八野”、“联总”大多数是由退伍军人组成,是训练有素的群众组织,加上“八一”钢铁厂的工人,人多势众。有这三个同派的群众组织,冲过来支持,我们还能打不赢?为了配合这三个群众组织的反击,马德福马上组织“平型关”和“井冈山”部分群众,跑下楼去,冲出新中剧院大门。“新工总”和“红二司”的人看到兵团“八野”、“联总” 和“八一”钢铁厂工人,在冲锋号引导下,端着土制长矛,威风凛凛地冲过来了,胆怯了。再加上看到 “平型关”和“井冈山”也转守为攻,冲出了大门,立刻害怕得作鸟兽散。这是我回到新中剧院听到有关“七·一三”事件的第一个版本。

有关“七·一三”事件打退对方的第二个版本是,事隔五十多年后,我要写这本回忆录时,用电话询问马德福,他告诉我的。他说的“七·一三”事件经过,第一天的情况和第一个版本一样,第二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告诉我,打到第二天,有一个兵团派来的人,到新中剧院找我,对我说:“你是马德福吗?我们兵团领导想见见你”。讲完后,把我从新中剧院北面的后门领到了人民饭店。只见兵团的领导丁盛司令员在房间里等着。他问:“打了两天,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见到兵团的司令员,我十分高兴,我想有兵团这么强大的后盾,我们肯定可以打败对方。所以兴奋的回答:“其他倒没有,就是吃的东西快完了”。丁盛司令员听到我这么回答,马上说:“这个问题好解决,我们让百花村的员工给你送吃的过去”。谈话结束,兵团的同志又把我送回新中剧院。过了一会儿,百花村饭店的员工就给我们送来西瓜、面包、牛奶,摆了整整一个小房间。同时派兵团的人占领了红旗路,以防对方从中山路和红旗路两边包围新中剧院。有了兵团强有力的支持,“平型关”和“井冈山”士气大增。我还带着敢死队冲了出去,把对方赶到过了大十字。这场武斗打了两天多,打到第三天,对方坚持不下了,撤走了。

这两个版本,应当说第二个版本是符合事实的,因为马德福当年是“平型关”一号乘务员,是他领导组织“七·一三”事件反击的。

不管哪个版本,“七·一三”事件,“平型关”师生都因为有兵团做坚强后盾,才以胜利告终。

“烽火纵队”老师对我讲完了第一个版本的“七·一三”事件经过后说:“老任,你以前在学习、讨论的时候,经常说要响应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号召,对革命小将不能动武。现在你还坚持这个看法吗?别人都打到门上来了,我们还能对他们空喊口号不还击吗?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七·一三’事件,是对方侵犯了我们,我们还击别人,完全正确。”

从这以后,我不再坚持上述观点,也扛起了土制的长矛,和“二中·平型关”师生们一起上街游行。

“七·一三”事件后,“平型关”文能写文章,武能战斗,名声大振,成为“三促”群众组织中,比较有影响的群众组织之一。

“七·一三”事件后,乌鲁木齐地区以南门“人民剧场”为界,“人民剧场”以南是“新工总”和“红二司”占据的地盘。“人民剧场”以北是“工促会”和“红促会”占据的地盘。观点不同的群众,很少到对立面占据的地盘中去活动。

十五、写传单《王恩茂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

“七·一三”事件后,在“烽火纵队”教师学习的时候,我提出一个建议。我们“三促”和“三新”组织,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组织,但两派的对立情绪非常严重,原因是以“红二司”为代表的“三新”要打倒王恩茂, “三促”则认为王恩茂虽然在“文革”前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但综观一生,他不该打倒。可见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对王恩茂的评价问题。我们“二中·平型关”,也认为王恩茂不该打倒,但当别人问我们为什么不能打倒时?我们能拿出多少有说服力的理由?为什么我们对二中的当权派,能进行深入的调查,而对王恩茂不能做一次深入的调查了解?大伙儿如果没有时间,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烽火纵队”教师同意我的建议,于是我从七月下旬开始,集中时间走访相关人员,调查了解王恩茂的情况。仙云知道情况后对我说,你的想法和做法很好,我们市五中教师的群众组织“红革联·五中东风劲吹”能不能和你一起参加调查?顺便交代一句“红革联”虽不属于“三促”组织,但和“三促”观点大同小异,“文革”后期经常在一起活动。我把仙云的这个建议告诉了“烽火纵队”的教师,他们经过研究,同意这个建议。“五中东风劲吹”即派李继敏老师和我一起参加调查(参加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

当年调查的对象既有自治区一些高层领导,也有党政机关和群众组织。我记得被调查的自治区高层领导有: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肉孜·吐尔地,组织部长漆承德、统战部长关殴洛、统战部长禹占林等。调查的党政机关和群众组织有:新疆军区宣传部、自治区文革办公室、军区步校,自治区交通厅、六道湾煤矿、七一棉纺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农学院等单位的群众组织。先后共调查了三个月,每次调查我都做了详细的笔录。

我记起来的大致调查情况是: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肉孜· 吐尔地,是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接待我的,谈话的时间不长。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关殴洛,是在广场东面天山大厦二楼西边的一间房子里接待我的。房间里铺有地毯,摆着沙发。因为他是二军干部,长期在王恩茂领导下工作,对他的历史情况,新疆工作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所以对我整整谈了一个下午。他谈话时,边谈边抽烟,由于讲得十分专心,烟头掉到地毯上,烧焦了地毯都不知道。等我闻见一股焦糊味后,才发现他座位前的地毯被烟头点着,开始冒烟,赶紧提醒他。他慌忙从茶几上拿出茶缸,把茶水倒到冒烟的地方,又用脚踩灭了地毯上的着火点,才接下来继续向我介绍他了解到的情况。统战部长禹占林,是在自治区高干宿舍的住房里接待我的。当年自治区高干宿舍在建国路最东端的一个院子里,这是一个花园式的小区,我俩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新疆军区宣传部、文革办公室都在新疆军区大院的办公楼里。我进门时,拿出“二中·平型关”的介绍信,门岗看后,立即放行。在军区步校了解时,他们还拿出军史和地图让我查阅。在厂、矿单位,群众组织看了介绍信后,就找那些了解情况的干部、工人,在办公室里向我讲述情况。上述情况说明,当年的“干群”关系、“军民”关系都比较随和,不像现在隔阂这么深。

等到我调查、了解结束,已是十月初了。我根据调查的材料和当年“文革”的需要,先拉了一个提纲,交给“二中平型关·烽火纵队”和“五中·东风劲吹”老师讨论。“烽火纵队”是全体老师参加的,“五中·东风劲吹”仍然由李继敏老师参加。

我起草的写作提纲共分五个部分:一、出身于大地主、富农家庭,还是革命家庭?二、南征北战二十年。三、“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王恩茂十七年的功过。四、王恩茂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五、中央领导同志的声音。“二中平型关·烽火纵队” 和“五中·东风劲吹”的李继敏老师,对我拉出的写作提纲没有意见,但对传单的题目却讨论了很长时间。讨论到最后,毛由金老师提出,还是用试问式的题目好,这样可以吸引人的眼球,让读者自己去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传单的题目就叫《王恩茂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大家觉得这个意见不错,一致同意。接着讨论写传单的分工问题,决定传单的一、二、三、五部份让我执笔,第四部份由李继敏老师执笔。

我开始动笔的时候,考虑到这份传单,文字比较多,不可能几天时间一蹴而就,必须选择一个比较安静,而又方便的地方。如果在新中剧院写,这儿根本没有适合写作的房间。如果在二中我家里写,三顿饭还必须到轻工业厅食堂去吃,来去太浪费时间,万一被占据二中的“一Ο·一九”知道了,那更不是闹着玩的。考虑了半天,我决定到陈炽老师临时住宿的地方去写。因为那时,陈炽老师和她的丈夫单尔宾老师嫌二中太乱,临时在单尔宾老师工作的单位——乌鲁木齐市教育局找了间房间居住。这间房间在市委办公大楼东南边的一栋二层楼房里。住宿,房间里有床铺;吃饭,市委大院里有食堂,吃、住都方便。想好后,我马上找陈炽、单尔宾二位老师商量,他俩都表示同意,答应在我写作期间,他俩暂回二中家里居住。单尔宾老师还替我到市委食堂买了饭票。解决了膳、宿,我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写作。我在他俩住宿的办公室写了七天,除吃饭外,每晚只睡三个多小时,一个星期后写成了一、二、三、五部份。说到这儿,我插叙一段话,人们都说写作有灵感,以前我没体会,这次写作,我有所体会。由于我有了三个月的调查基础,  《王恩茂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封面加上年轻、记忆力强、写的材料烂熟于心,所以写作开始,刚动笔写第一段的时候,后边二、三、四、五段……的内容一下子都涌现到我的头脑中,让我停不下笔来。20多万字的内容,一气呵成,不到一个星期就写出来了。我想这就是“灵感”吧。

我写完分配给我的四部分内容,差不多同时,李继敏老师

也完成了由他执笔的第四部分内容。我俩把写好传单初稿,交给“二中平型关·烽火纵队”全体老师和“五中·东风劲吹”李继敏老师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大家觉得我写的几部内容比较充实,只需在个别地方做些修改就行,而李继敏老师写的第四部分,内容单薄,文风和我写的四个部分也不一致,请李继敏老师推倒重来。李继敏老师认为内容单薄,可以增加,但文风不一致,很难完成,他提出干脆让任老师重写。大家觉得他的意见是对的,可以采纳。所以决定第四部分推倒重来,让我完成。虽然我有不同的意见,但大家都同意李继敏老师的看法,坚持这个决定。面对这一情况,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于是我又和陈炽老师商量,继续借用她的房间。因为第四倍部分内容不多,所以只用了三天就写好了。

由我起草的《王恩茂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全文目录如下:一、出身于大地主、富农家庭,还是革命家庭?二、南征北战二十年。(一)南征北战二十年。1、土地革命时期,2、抗日战争时期,3、解放战争时期。(二)必须还历史本来的面貌。1、中原突围,2、合水战斗,3、宜川战役,4、西府、陇东战役。三、“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王恩茂十七年的功过。(一)南疆三年,(二)二届党代会的前前后后,(三)土地改革,(四)社会主义改造,(五)反右斗争及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六)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七)三年困难时期,(八)“四清”运动。四、王恩茂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一)彻底批判王恩茂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王恩茂是否在新疆“实行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五、中央领导同志的声音。结束语。

《王恩茂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初稿写出来后,和《千秋功罪谁人评说》这份传单一样,先交给毛由金、王孝廉、陈炽等老师修改、润色,最后交给我定稿。我定稿后,再请他们三位在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一间房间里刻写,用“红促会·二中平型关兵团”和“红革联·五中东风劲吹”的名义油印,在1967年10月下旬发出。

在刻写腊纸的过程中,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天下午,在刻写时,毛由金老师突然抬头看了一眼坐在他旁边的我。我为什么要在他们刻写腊纸的时候,必须坐在他们的旁边呢?因为我的字写得很差、很潦草,我自称为“鬼字”,好多地方他们都不认识或看不清楚。碰到这种情况,他们就得问我,所以在刻写过程中,我必须一直坐在他们的旁边,以便备问。我看见毛由金老师抬头看我,以为又有什么看不清楚的地方,就问他,什么地方、什么字看不清楚了?老毛回答:“不是字,是我看你的时候,只能看见你的下半身,看不见上半身。”我问:“看其他老师呢?”回答:“跟看你一样。”听到他这么回答,我说:“是不是眼睛出问题了?快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王孝廉插话说:“这份传单字数很多,少一个人少一份力量,还是让老毛坚持一下吧。”我转身对他说:“身体出了问题,得赶紧去医院检查,不要再讲什么坚持不坚持了。”在我的坚持下,毛由金老师当即去医院检查,回来后对大家说:“医生检查后说,这种现象是一种病,叫视网膜脱落,好在去得及时,要去晚了,眼睛就瞎掉了。”我们关心地问:“现在怎么样?治好了吗?”老毛回答:“大夫把脱落的视网膜焊接上了,这会儿没有问题了。但大夫对我说,以后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要让它太疲劳。”那个年代,大家的革命热情都很高,说完后,他又和王孝廉、陈炽老师一起,开始刻钢板。可惜呀,论才智,毛由金老师比我们几个人都强,只因为眼睛有病,不能过度用功,所以他的聪明才智,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我又一次体会到了毛泽东主席说的“健康第一”的含义。

《王恩茂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刻好后,和《千秋功罪谁人评说》一样,交给平型关宣传组的学生印刷,装订成册,发到社会上,又让学生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到大街小巷。

军区文革见到《王恩茂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这份油印传单后,认为质量很好,立刻出资二万,让“平型关”去工农兵印刷厂排印、装订成册,发往全疆。同时允许“平型关”组织,以两毛钱一本的价格出卖,赚来的钱,作为“平型关”的活动经费。两万元,在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了不起的费用,所以平型关的活动费用很充裕。

《王恩茂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这份传单的影响力很大,后来听来“二中”“支左”的解放军说:“这本铅印传单是当时他们连队必读的材料之一,战士们说,写这本书的人一定很有学问,他们很想看看是什么模样的人写的?”等他们“支左”到了二中,那时已经开始大联合,两派老师一起坐在办公室讨论。“支左”的解放军参加讨论会,听了老师的发言后,说:“二中老师,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一大套一大套的,果真有水平”。

十六、为一派群众组织写向中央的汇报材料

《王恩茂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这份传单发出后,过了一段时间,在 1967 年 冬 季,“平型关·烽火纵队”勤务员王淑媛老师找我谈话,她先卖了个关子,笑眯眯的说:“有一个光荣的任务要交给你完成,你去还是不去?”我莫名其妙的回答:“我还不知道什么任务呢,叫我怎么回答?如果我没有能力干,那我就不去。”她说:“是件好事,你肯定能完成。”接下来她对我说,中央要新疆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各派一个上报团,去北京谈大联合问题。“三促”中央上报团派人到“平型关”打听:“《王恩茂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是谁写的?让他去上报团写材料。”我对他们说,是你写的。因此,他们让你回家安排一下,马上去上报团报到。听到要给中央写汇报材料,我心里一愣,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不像写传单,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是一个严肃而重要的任务,我还从来没有干过,行吗?王淑媛老师见我还在犹豫,加重语气说:“是‘三促’上报团看了《王恩茂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后,经过慎重研究,才派人来找你,说明你是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你还犹豫什么?估计,你去后要住在那里,十天半个月也不一定能回家,你赶紧回家和李老师说一声,安排一下家里的事情。”听 她这么一说,我不再犹豫,接着问了一句:“去了后,膳、宿问题怎么解决?要不要带被。褥?”王淑媛老师回答:“我问过来人,他说让你在自治区党委招待所吃、住,除带粮票外,什么都不要操心。”

自治区党委招待所在哪儿?当年在人民广场东面,从天山大厦所在的东风路往东走,走到建国路,在这两条路交叉处的东南角,有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就是自治区党委招待所(今天叫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干部教育中心)。走进自治区党委招待所的大门,有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院子的东边,是一栋三层楼,院子的西南角,有几排平房,平房的北边还有一个小院子。三层楼的房间里,住着“三促”上报团的代表,一楼有住房,有餐厅食堂。西南角几排平房的房间大部分空着,只有几间住着人。北边小院子南面一间的房子里住着上报团材料组负责人宋子全老师一家。

我到了自治区党委招待所北边小院子,找到了材料组的负责人宋子全老师。他见我来了,高兴的说:“热烈欢迎你到上报团里工作”。接下来谈话直奔主题,他对我说:“你到上报团有两项任务:(一)为上报团写向中央汇报的发言稿,称为‘上报总纲’。(二)跟随上报团到北京参加由中央主持的两派代表的谈判,随时为他们准备材料。”接下来他把我领到招待所院子西南角几排平房中,安排到向阳的一间房子里,对我说:“你就住在这儿,为让你专心致志地写上报材料,就一人住一间,不再安排其他人入住。”安顿好住宿后,又为我去食堂买了饭票。

在宋子全老师离开房间为我买饭票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房间里的设备。这是一个四人间,房间的东、西两侧各有两张木板床,床上都放有被、褥,南窗下按有暖气包和一张办公桌,办公桌上,放有台灯、暖壶、茶杯和一瓶墨水,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观察后,我打开了办公桌下边的柜子,把放有对换衣服的书包塞了进去。做完这一切后,我坐在床上休息,等着宋子全老师回来。

不一会儿,宋子全老师拿着买好的饭、菜票进了房间。我接过饭菜票后问他:“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有的是笔杆子,为什么不让他们写,非得让我写?”他回答:“在你来前,上报团已经请《新疆红旗》编辑部的主编陈华老师写过,他们看后说,文章写得不错,但文笔老气横秋,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想找一位年轻气盛,能用红卫兵口气的人来写。前几天他们看到了你写的《王恩茂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觉得你写文章的文风很合他们的口味,所以才让人去‘平型关’把你叫来。”听说以前已经有人写过,我提出:“您可否把陈华主编写的材料给我看看?我想在他写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这样写起来不是会省劲一点吗?”宋子全老师回答:“我可以拿来给你看,但他的文字很老练,你是改动不了的。要写,你还得重打炉灶新开张。”说完后,他回房子拿来陈华主编写的文章。我阅读后,觉得他的文字水平确实很高,文理通顺,难以修改。所以又问宋子全老师:“我都不知道上报团要向中央汇报些什么?我怎么动笔?”宋子全老师回答:“你刚到,先休息一天。上报团后天开会讨论向中央汇报的内容,叫你去参加,让你听了以后再动笔写汇报提纲。”

第 三天 吃过早饭后,宋子全老师带我 去 自 治 区 人 民 广 场 东南 边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一楼 的 一 间 办 公 室。路 上 他  对我说:“任老师,上报团的同志,今天要讨论向中央汇报的内容,讨论的时候,你把记录做详细点,这样你整理汇报提纲时,就有了依据。”走进 会 议 室 后,他 把 我 介 绍 给 大 家 。我俩坐在一起听上报团的同志的发言,对大家的发言,我做了详细的记录。会议结束后,我俩一起回到自治区党委招待所。下午,我在宿舍里开始整理《三促汇报提纲》。

三天后,我把整理好的材料交给宋子全老师。宋老师说了一句:“你写的速度好快,我还以为你要一个礼拜才能整理好。”接到我整理好的材料后,第二天上报团就开会讨论《汇报提纲》。讨论会上,他们对《汇报提纲》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讨论会结束,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汇报提纲》做了修改。在修改稿中,我把他们的意见,大部分写进去了,但在有些地方,仍然保留了我的一些看法。我原以为,第二稿是能够通过的,没想到仍然没有通过。为写好这篇《汇报提纲》,我前后做了六次修改,仍然没有通过。我心里很纳闷,不知什么原因?这时宋子全老师说话了。他说:“任老师,你知道上报团为什么讨论了六次,都没有通过的原因吗?因为你在有些地方,老坚持你的观点,没有按上报团的意见写,所以没有通过。我告诉你,又不是你去北京向中央汇报,是上报团的同志向中央汇报,你怎么老坚持自己的看法呢?所以这次修改,你不要再坚持你的意见了,他们讲什么,你就写什么,你必须按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写。”经 宋 子全老师的 点 拨 ,我 明 白 了 前 六 稿 通 不 过 的 原 因,修 改 时 就 按 宋 子 全 老师讲的办。我写的第七次修改稿,在讨论中很快获得通过。

《汇报提纲》写好不久,“三促”上报团要去北京了。临行前两天,宋子全老师通知我,“上报团负责人对我说,‘后方工作很重要,你和任老师都不去北京,你俩要继续留在自治区党委招待所,为上报团提供所需要的材料’。我俩就安心地住下吧。”

为什么在我报到时,对我提出的两项任务,却变成了一项?对个中原因,我也不想去猜测,还是服从安排吧。“三促” 上报团去北京后,宋老师给我安排了两个通讯员,一位叫大钱,另一位叫小韩。她俩都是新疆医学院的女学生,父亲都是军区后勤部的干部。她俩的任务是为我跑材料和对军区的联络。

上报团去北京后,要的材料不多,所以我相对比较轻松,完成任务后,我经常去宋子全老师家聊天,因为他的夫人就在招待所工作,所以他就住在招待所北边的小院子里。他有个女儿叫雯雯,才一、两岁。我很喜欢小孩,常去他家逗她玩儿。有时,也偶尔到住在我斜对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干部冯大真(后来他担任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处,或去住在大楼一楼的宣传部部长富文处请教问题。经过一段交往,我认识了他俩。

过了一段时间,北京传回来消息,三 个 群 众 组 织 的 代 表 ,在 中 央 领 导 下 举 办 了 学 习 班 ,经 学 习 ,中央将“三促”、“三新”、“红革联” 等 三 个 群 众 组 织 都定为“革命群众组织”。 三 个 群 众 组 织 的 代 表 ,都 表 示 愿 意 联 合 。具体的学习情况,我不得而知。事过五十多年后,我从“三促”“红一司”代表王寿权(现名王向农)处了解到两派代表在中央办学习班的情况,插叙如下。王寿权是我当年带的“64·2”学生,他告诉我办学习班的情况。他说,两派代表去北京后,住在空军学院办学习班。学习班由解放军负责,他们每天组织我们学毛主席著作,学“文革”中央有关指示,叫我们谈学习体会。他们组织我们“斗私批修”,讲自己在文革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头脑中的“私”字,根 本 不 谈 对 方 的 问题 ,也 不 谈 自 己 这 一 方 的 活 动 和 成 绩  。学习期间碰到“五一”国际劳动节,解放军还带我们到天安门广场观礼。一天晚上我们已经睡觉了,突然被解放军叫醒,叫马上到会议室集中,说中央首长要见我们,去后才知道周恩来总理来了。我们知道周恩来总理很忙,他肯定是为解决问题来的 ,心里既高兴又紧张。等我们集中好后,周总理走进会议室,让我们汇报情况。汇报时,双方都不“斗私批修”,而是相互指责对方,讲自己的委屈。周总理听了我们发言后说:“你说你委屈,他说他委屈,都不说自己的不对。你们双方都应当斗私批修,联合起来搞革命”。说完后周总理站起来准备离开会议室。见到这一情况,全体代表立即站起来送总理出去。从这以后,组织我们学习的解放军,改变了学习内容,让我们谈大联合问题,并为此达成了协议。王寿权向我谈了参加学习班经过后,又对我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他说文化革命过去十几年后,有一次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在乌鲁木齐六道湾知青山庄聚会。他和“红二司”的头儿吴巨轮一起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两人仿效三国诸葛亮和周瑜在手心亮字的方式,同时在手掌心写对“文革”的认识,写好后,同时摊开手掌。一人写的是“上当受骗”,一人写的是“大彻大悟”。两人看后,哈哈大笑。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不得人心,看出错误路线在愚弄群众。

写到这儿我再回到当时的情况。我住在自治区党委招待所写《汇报提纲》期间,和上报团的同志,吃住一起,又经常参加他们的讨论,所以认识了“三促”上报团中的几位核心领导人物,有“工促会”的胡良才、戴家迪 ,“红促会”的李东辉、吴占魁。上报团回新疆后,我和毛由金又为“三促”核心组织,起草了有关“制止武斗”的通知。新疆成立革委会前,“红促会”的李东辉曾邀请我俩到八楼“制止武斗指挥部”继续工作,但我俩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化革命”在中央领导两派群众组织办学习班后,很快就可能结束,本单位 “文化革命”斗批改的任务马上就要开始,所以谢绝了他的好意,回到了学校。

十七、仙云去北京接回儿子、带来她的小弟

在新疆各派群众组织,去北京办学习班的时候,新疆对立两派斗争的形势相对比较缓和。仙云提出,她母亲得了直肠癌,在医院动了手术,按上了人工肛门。手术后,大夫告诉她在家的弟、妹:“手术是成功的,但估计他们的母亲还可能再活五年,要他们做好思想准备。”在这样情况下,继续让东辉留北京,交给他姥姥抚养是不合适的。同时,她还考虑最小的弟、妹:李蔚田(小名二胖)、倬云,都只有10岁出头,同时留在母亲身边也不太合适,所以她想在带回东辉的同时,把最小的弟弟二胖也接到乌鲁木齐来,由我俩抚养。我表示同意,她即在1968 年夏天去北京接人。

 仙云回北京后,我留二中继续工作。仙云走后的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办公室回家,推开房门,看见仙云已在家里,惊奇地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事先为什么不打电报,让我去车站接你们?二胖和东辉带回来了吗,在哪儿?”仙云先回答没有打电报的原因,说:“有二胖和我一起带着东辉,你不去接站,我仨也可以回来。何况你的事情又多,所以没有打电报给你,以免干扰你的工作。”接着她又说:“我住在南柳巷的家,是个大杂院,门前院子的面积很小,没有玩的地方。他俩一到这儿,看见门前是大操场,高兴得很,都没有休息,就跑操场玩去了。”

听到回答,我立马跑到操场找二胖和东辉。只见他俩在操场东南角踢一个从北京带来的大皮球。你一脚踢过来,我一脚踢过去,嘻嘻哈哈,正玩得高兴。

   二胖见到我,立刻停住踢球,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        

离开北京前,二胖抱着东辉  “大姐夫,您好!”东辉,因为我

天安门前留影        只在去年串联时,到他姥姥家见过一面,早把我忘得一干二净。看见小舅不和他踢球,站着和我说话,忙走过来拉住小舅的裤腿,却生生地、傻乎乎地站着看我。二胖向我问好后,低头对站在旁边的东辉说:“东辉,你爸来了,快喊一声爸爸。”东辉却喊了一声:“舅舅” 。二胖对他重复了一句:“喊爸爸。”东辉还是喊:“舅舅。”我问二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在我们家,凡是男的,都是他舅舅。他喊惯了,所以看见你,也就喊舅舅” 。逗得我直乐,忙把他俩领回家。

到家后,我首先考虑住宿问题。因为这间住房,面积只有十平方米左右,原来里面已放了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和一个取暖、做饭的土炉子,根本没有能再加一张床的空地方。这会儿仙云带回两个人,怎么住宿?东辉好办,只有两岁,和我、仙云同睡双人床就行,二胖怎么办?他已是一个十三岁的半大小子。仙云和我商量了半天,只好让我去找“平型关·烽火纵队”的老师商量。他们为我出了个主意,说操场西北角有一排房子,这排房子共四间,南端两间住着人,北端两间是原来校党支部和 “四清”办公室,这会儿空着,你找他们商量一下,能不能让你的小舅暂时住到其中的一间,等学校恢复正常秩序,再想办法解决你们的住房问题。听到这个建议,开始我有些担心,因为二胖年龄太小,让他一人住在这空落落的大房子里,会不会害怕?因为以前我听仙云说过,二胖小时候胆子很小,见到猫都害怕,只要看见猫,就会躲到大人身旁喊:“大猫,你抖(孩子发音不准,把“走”字念成“抖 ”)吧。”这会让他一人住大房间,不害怕吗?没想到二胖很懂事,听到我和他姐姐商量这件事的时候,马上表态:“姐,我去。”事情就这么定了。他一个人在那个大房间,一直住到我们搬房子为止。

东辉和我、仙云住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还发生了这么一件可笑的事。我们三人上床后,我睡在东辉旁边,他边用脚踢我,边在嘴里喊着:“不要级个(东辉刚学会说话,吐字不清,把“这个”念成“级个”)!”逗得我哈哈大笑。

在学校没有“复课闹革命”之前,大部分时间是二胖领着东辉在二中校园里面玩。有时,是仙云带着东辉去学校参加群众组织的活动,有时,是我带着东辉参加群众组织的活动。当我带着东辉到“烽火纵队”活动的时候,因为他长得胖乎乎,肉头肉脑,肉滚滚的,所以老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肉孜·吐尔地”。碰上我们用小车推着浆糊桶和纸张上街贴大字报的时候,我就把他放在小推车上,有的老师还给他披上红绸子,逗着玩儿,他还挺高兴。

过了一段时间,仙云和我考虑,二胖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少年,不能老这么玩着。怎么办?那时候学校还在“停课闹革命”,没有上课,能不能趁这段时间,让他学门手艺,长大后也有个安身立命的本领。商量的结果是,在学校没有复课前,让他跟着我们学校的木工陈师傅学木匠活。陈师傅听到我的要求后,表示同意。我和仙云立刻把二胖带到陈师傅跟前,叫二胖拜他为师傅。从这以后,二胖就跟着陈师傅做木匠活,直到复课闹革命。

二胖在办公室住了不太长的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 “一

Ο·一九”一个小组,从我家住房南面的一排房子里搬走了。

我1964年5月在二中住的土坯房前     这座房子,紧挨着我家的住房,是一座老房子,它坐北朝南,有四开间。西面两间住着语文组徐庆来老师一家,东面两间就是“一Ο·一九”一个小组的活动室。他们搬走后,这两间房子就空出来了。看到这一情况,我赶紧找学校商量,能否让我搬进去住?回答说可以。

考虑到这间房子的东墙外是操场,我们住进去,生活不太方便,我和仙云商量决定,在紧挨着东墙根再砌一堵小矮墙,让它往南延伸四米左右,把住房隔成为一个独立的小院,在这个小院里,再建一个伙房,挖个菜窖,生活就方便了。砌小矮墙,建锅灶,建菜窖,都需要土块。这时,二中的职工王多全师傅,正准备到雅玛里克山一带拓土块,回二中建房子。我和仙云就让二胖先跟陈师傅请假,待他答应后,带上干粮,跟着王师傅一起去拓土块。土块拓够后,我又领着二胖,砌小土墙,建锅灶、菜窖。做完了上述的准备工作,二胖就从办公室搬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这两间房子也不大,总面积不到20平方米。我和仙云、东辉住里屋,二胖住外屋。我们在这座房子里住了十多年。

二胖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在文化革命“只革命,不抓生产”,“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等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生活比我们初到新疆的

六十年代初期还艰苦。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三十斤左右,食用油五两,肉五两,很多日常用品都发票证:粮票、布票、糖票、

棉花票、自行车票……没有票证,根本买不上东西。蔬菜的种类也很少,只有当时新疆人称为“老四样”的大白菜、土豆、皮牙子(洋葱)、白萝卜。而这段时间,二胖正是长身体的青少年时期,我和仙云是壮年时期,饭量都很大。由于缺少,油、肉、鱼,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各种票证:肉票、布票、粮票、皮鞋票

吃得很素,老有饥饿感。为了填饱肚子,所以土豆几乎成了主食的一部分。吃到最后,一看见土豆就腻烦。

在这段生活最艰苦的日子里,我的母亲、华姐,仙云的大哥、大弟经常从北京、安徽马鞍山、山东济南、江西南昌,为我们寄一些副食品和粮票、饼干、冬米糖……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有一次,仙云回河南平顶山探亲,她的母亲还为她腌了半头猪、一只鹅,让她带回乌鲁木齐。

二胖很懂事,也很听话,除了跟陈师傅学木匠活外,还经常干家务活,除了拓土块、砌小土墙外,还帮我俩买粮、买油,有时突然听说街上可以买到羊杂碎等副食品,他会马上去排队购买,直等到1969年“复课闹革命”后,才把他送到十一中上学。

三年后,二胖初中毕业。经仙云和她大弟润田商量,又把他送到江西,和她大弟一起生活。

二胖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三年,是我们生活最艰苦的三年,生活水平很低,实在难为了他。

十八、“复课闹革命”,担任三连四排排长

二胖和东辉来乌鲁木齐的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8年9月,新疆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在中央领导下,经办学习班,同意大联合。中央决定让龙书金担任新疆革委会主任。在他来疆前,各派群众组织对哪位领导担任革委会第一把手,争论很大。有的认为应当由王恩茂担任第一把手,有的认为应当由龙书金担任第一把手,有的则认为应当由赛福鼎担任第一把手。当时对这三位领导同志的排名,群众中有“王(恩茂)、龙(书金)、赛(福鼎)”,“ 龙、王、赛”,“ 赛、龙、王”等等说法。最后中央决定,让龙书金来新疆担任第一把手,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摔死蒙古温都尔汗,与林彪关系密切的龙书金也在1972年被撤职,到这时才让王恩茂重回新疆主政。

1968年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天上午,两派群众组织在人民广场集会,热烈庆祝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烽火纵队”老师,那天没有参加集会游行。我和王孝廉等部分老师,为观看这个热闹的场景,相约去广场东面,站在天山大厦西门观看。上午出门时,艳阳高照,气温比较高,我们是穿着衬衣去的,没想到会议结束,庆祝游行刚开始,突然变天,刮起了北风,不一会儿,彤云密布,飘下了雪花,冻得我们赶紧跑回二中。

回家后,我趁兴写了《喜两派联合》(二首),现录一首如下:

“鼓乐喧天震蓝空,羌歌遍地喜无穷。

满城街巷旌旗飘,两派联合春意浓。”

自治区成立革委会前,两派群众组织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十分严重。举两例即可说明,一个是,1967年“七·一三”事件后,“二中·平型关”学生有了自制的长矛,个别的还弄来了步枪。有了武器,原初二年级的个别学生,就有些无法无天,正所谓“有枪便成草头王”,他们扛着长矛上街,到西瓜摊上,用长矛戳上一个西瓜,不付钱就走。我们老师发现后,严肃地批评他们。他们马上调转枪口向着我们,气势汹汹的说:“再说,就毙了你。”我们只好把情况反映给马德福。他出面做了工作,才制止类似事件的继续发生。另一个例子是,1968年9月,两派大联合后,马德福和“二中·平型关”的一些学生,坐卡车外出,经过北京路市第九中学门口的时候。对立观点的学生,竟然无缘无故地向卡车开枪,打死了“二中·平型关”两位学生,打伤了马德福。上述两例,足见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严重。如果让其继续发展,局面会不可收拾。所以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不久,即根据中央精神,向学校和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派出“工宣队”和“军宣队”。

1968年10月,“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乌鲁木齐市二中。第一次“工宣队”队长是张谨谦,是水利厅工程处的。第二次“工宣队”队长是李平安,是市机电厂的。第一次“军宣队”队长是陈棉涛,是新疆军区通讯团的。第二次“军宣队”队长是李多录,是六师(具体单位记不清)的。他们进驻后,先组织两派教工学习,消 除 派 性,实行大联合,成立革委会。校革委会由军、工宣队领导、刚“解放”的原学校关文莹校长和 两派中出身好的教师代表组成。

校革委会成立后,两派老师在军、工宣队领导下,全天进行学习。除了学习《红旗》、《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外,还学习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学习了全会批准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从公报中,知道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已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看到这份材料后,我想刘少奇怎么可能是内奸、工贼呢?是的话,他怎么可能早年在安源煤矿领导工人罢工?怎么可能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打解放战争呢?那时不怕他会把情报出卖给蒋介石吗?……这些只是想想而已,是不能也不敢说的,当时我嘴里只能跟着说“拥护中央的决定”。

校革委会在军、工宣队领导下,还把“文革”前在校学习的两派学生,分配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只知道“平型关”的绝大部分学生都分到了乌鲁木齐北郊的安宁渠人民公社。 “一Ο·一九”的学生分到那儿,我不清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到1969年,有将近四年的时间,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使学习出现了“断层”。直到1969年9月,乌鲁木齐各中学才开始  “复课闹革命” ,把  1966年6月前,还在小学的三、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全部招了进来,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把原来的年级改称“连”,由老师当连长,工宣队队员当政治指导员(个别也有老师担任)。把原来的班级改称“排”,班主任改称“排长”,由老师担任。

乌鲁木齐市二中校革委会,在军、工宣队领导下,根据全市统一要求,把上述四个年级的小学生都招收入学,再根据学生在小学不同年级,编成不同的连:小学六年级进中学的学生编为“一连”;小学五年级进中学的编为“二连”;小学四年级进中学的编为“三连”;小学三年级进中学的编为“四连”。当时二中一连连长是毛由金老师,二连连长是李爱丽老师,三连连长是王孝廉老师,四连连长是谁?我记不清楚。

我担任三连四排排长。

    我担任三连四排排长时,和“复课闹革命”前的带班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以前带的班,都是从其他班主任手中接过来的,班干部都已经选好了,我只是继续留用而已。而这次带班,则是由我挑选的。学生都是刚入学的新生,同时又是“停课闹革命”时在家呆了两年多,自由主义比较严重的学生。所以三连四排学生入学后,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熟悉同学名字,观察、了解他们的表现,从中挑选班干部。熟悉、观察,了解一段时间后,我挑选了几名既负责任,又能管理的学生当班干部。他们分别是孙献忠、张学勤、李继武、乔云兰(女)、王笑梅(女)等几人。

     学校复课后,把原来的早读,改为“天天读”。 所谓“天天读”就是组织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针对学生发生的情况,组织他们学习相应的毛主席语录。时间一长,有些学生对我说:“任老师,您毛主席语录很熟啊,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您马上就能找到相对应的毛主席语录,让我们学,讲解给我们听,您是怎么学的?”学生们不知道,在“停课闹革命”这段时间,“平型关·烽火纵队”老师天天在学习,除了学“两报一刊”的社论外,就学毛主席语录。大联合后,“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组织两派教工学习,我不想听别人发言的时候,就在底下悄悄地学习《毛主席语录》。要知道“文革”期间,实行“文化专制”:戏剧中,几乎所有古装戏都受到批判,只能演出十个“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杜鹃山》,苏州评弹《蝶恋花》)。文艺作品中,除《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等个别小说外,其他几乎都成了“毒草”。那段时间,看其它书籍,搞得不好,就说你欣赏“封、资、修” 的东西,只有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才不会有人说你坏话,所以我只能天天学习毛泽东著作,学的遍数多了,自然熟了,熟能生巧,只要学生中出现思想问题,我马上就能找到相对应的《毛主席语录》中的有关内容,用来教育学生。

十九、回收废钢铁

“复课闹革命”开始,校革委会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精神办学。学生进市二中后,在上文化课的同时,还要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

三连上的文化课,和“文革”前的初中一年级不太一样。据学生回忆有:语文、数学、政治、化学、维吾尔语、音乐、体育、生理卫生、农业基础等九门课程。

学生除了上文化课外,各种劳动很多。

当年我当排长(班主任)时,对自己有一个要求,除了上课外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冬季下大雪,我提前上班,拿着扫帚、铁锨,到班里组织学生打扫清洁区的积雪,同时自己也和学生一起打扫。做课间操,我站在班级学生队伍后边,和学生一起做。修建地道,拉片石、砖头时,我和学生一起,到小东门旧机场(现体育馆路三山广场一带)和红卫兵水库(现名水上乐园)去拉……。劳动时,我考虑到学生大多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体力相对较弱,遇到用平板车拉运片石、砖头等重物时,一般情况下,我都要驾辕。

一九七0年,校革委会号召回收废钢铁,要求各班必须在限定时间内,交够分配的指标。接到任务后,我拉着平板车,领着学生在市内各处寻找,每次虽然都有收获,但距离分配的指标还有比较大的距离。一天下午,班里没有课,学生告诉我,他们侦察好了,碱泉街那边有很多废钢材,足够我们拉上满满的一车,有了这一车,班里肯定会超额完成任务。

我听说后很高兴,立刻和学生一起,拉着平板车向东门走去。我在前面驾辕,一群男生簇拥着我,说说笑笑,很快就穿过中山路、人民广场,上了东风路的斜坡,当我们走到天山大厦门前时,一位身强力壮的男生走了上来,把我推到一边,说:“任老师,您累了,歇会儿吧,我来驾辕。”我说:“空车没有多少分量,不累。”这位男生硬是不听,我拗不过,只好将车把交给他,退到一边,和学生们一起推车,还没有走几步,外号叫“大头”的班长张学勤,走到我跟前,笑眯眯地对我说:“任老师,刚才我们几个男生商量好了,让您回去,我们想自力更生,完成拾废铁的任务。”

我心里纳闷,平时他们都没有这样做,今天怎么啦,非得让我回去?我不想走,学生们说:“您不回去,我们也不拉了。”说完后,学生们真的站下不动了,任凭我说破嘴,就是不听,我只好满心狐疑地离开学生,回到了学校。

下午快到放学时,班长张学勤兴冲冲地走进办公室,高兴地对我说:“任老师,我们回来了,学校刚刚验收过,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我问:“同学们呢?”

“刚刚御完车,都在教室里休息。”

我跟着张学勤走进教室,见同学们有些站着,有些坐着,有些在聊天,都是一脸兴奋的样子。他们见我走进教室,都站了起来。我让他们坐下,问他们怎么完成任务的?他们诡秘地看着张学勤,都不说话。我见状问张学勤:“完成了学校交的回收废钢铁的任务是好事,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

张学勤连忙摇头回答:“没有,没有。”

学生们见张学勤不回答,也都不吭声。虽然我猜测里边有什么文章,但他们不说,我也不好勉强,鼓励了几句,叫他们赶紧回家休息。

过了几天,等学校将各班收集到的废钢铁上交后,张学勤才对我说出了真相。他告诉我:那天不让您和我们一起去拾废铁的原因是,前一天,我们在碱泉街一个废品收购站的院子里,发现有很多没人管的废钢材,院子外边只围着一圈铁丝网,学生们个子小,很容易钻进去。我们认为废品收购站的废钢材,是上交给国家的,我们学校收集废钢铁也是上缴给国家的,反正两个单位都上缴国家,谁缴都一样。眼看我们班的任务完不成了,为什么不能钻进收购站把他们的废钢材拿过来?他又说,我们都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所以没有让您去。如果让您跟着我们,您的原则性很强,肯定不会让我们这么干,那我们班的任务就完不成了。再有如果您跟着我们去,万一被人家发现,我们是学生,年纪小,耍耍赖,他们也奈何不了我们。您是大人,又是老师,被他们扣起来就不好办了。所以那天我们商量好了,一定要您回去。

我问他,你们为什么对我不早说,要等到学校将收集到的废钢材上缴后才说?张学勤回答:同学们都说您原则性强,知道了实情后,非得让我们将那一天拿来的废钢铁送回去不可,这样我们不仅要跟着您去送废钢铁,还要我们跟着您去检讨。今天学校已将废钢材上缴了,您要我们送,也没东西可送了。说到这儿,他加重了语气,真诚地对我说:“那天,我们没有让您跟着我们去,真的是保护您,为您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原因。”

张学勤这一番话,说得我哭笑不得,不批评吧,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批评他们吧,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班级的小集体,而且还考虑得那么周全,甚至把保护我的办法都想到了。要知道,这班学生的平均年龄十五岁都不到,我只好说:“你们在干错事前,想到了保护我,我很感谢,但是你们的行为确实是错误的,下不为例,以后如果再有类似行为,我饶不了你这个班长。”

二十、送儿子去华姐家

1969年3月2日,苏联军队入侵东北珍宝岛。5、6月,苏联军队又在新疆塔城裕民县巴尔鲁克地区开枪打死我兵团战士孙龙珍,中苏关系日趋紧张。根据上述情况,校军宣队告诉大家,乌鲁木齐是新疆首府,应当加强战备。当时,仙云和我都已上班,当了排长,那时每个排人数很多,不像“文革”前,初中一个班只有40人左右,“复课闹革命”后,一个班都有50多人,我俩的工作量很大。加上东辉的小舅,李蔚田也去十一中上学。我们三人都不在家,只有三岁的东辉怎么办?我和仙云反复商量:如果社会上有托儿所、幼儿园一类的组织,我们把东辉送去就可以了,可当时社会上各种组织近乎瘫痪,没有这两个组织。看来,只有把东辉再送回内地交给亲戚带。可往哪一家送?把东辉送到北京我的家,让他奶奶带吧,她已年过七十,还带着我哥哥东东的女儿媛媛,不可能让她再带一个小孙孙。再送回他姥姥家吧,本来就因为姥姥有病才带来的,怎么能再送回去呢?最后决定把东辉送到安徽马鞍山东辉的姑姑,我的姐姐任宛华家,因

东辉(前排左一)和华姑姑一家人        为她那儿的社会局面没有新疆紧张,而且还可以有两个小表姐和一个小表哥和他做伴,事情就这么定了。我写信给华姐,她也表示同意。我向校军宣队领导说明了这一情况,他们批准我在暑假送孩子回口内。

送东辉去华姐家前,我想先到北京看望我和仙云的家。到了北京,我先带东辉到西四北5条16号我的家,看望我的父、母亲,二姐和东东哥哥一家。我的父、母亲,看到小孙孙来了,都很高兴。东辉小的时候,没有到过我的家,除了有陌生感外,表现正常。去他姥姥家的时候却不同了,东辉一进南柳巷他姥姥家大杂院院门时,突然“哇哇”大哭起来,我急忙抱起来哄他,问他为什么哭,他只是哭,回答不上来。我估计因为他从小在姥姥家长大,这次回来,看见熟悉的环境,勾起了记忆,只有三岁的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只好哭,直等看见他姥姥才停止。

我住在东辉姥姥家的时候,东辉的小姨倬云,刚刚初中毕业。东辉姥姥和我商量,小女儿初中毕业,要不要响应国家号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我的思想比较“左”,没有考虑妈得了直肠癌,已动手术,家里的孩子,不是外出工作,就是下乡接受再教育,只留有小女儿倬云在身边照顾,如果让她也下乡,谁来照顾一位有病的人? 当时我只考虑学生初中毕业下乡接受再教育是党的政策,所以认为应当让倬云下乡。妈听了我的话,以后学校动员时,就叫倬云去东北黑龙江兵团接受再教育。

东辉出生后,仙云虽然把东辉交给姥姥看管,但基本上由他小姨倬云抱大的,所以和小姨的感情深厚。我在东辉姥姥家住了几天,带着东辉去安徽马鞍山华姐家,倬云送我俩上车。列车启动时,东辉看见站在车窗外向我俩招手告别的倬云,便死劲地喊:“小姨上来!小姨上来!”。列车开动了,倬云身影慢慢远去,东辉的喊声变成了“小姨!小姨!”的哭叫声,不管我怎么哄,就是不息住地哭叫,从北京一直哭到济南,直哭到累了睡着为至。

那时从北京到马鞍山,没有直达车,列车需要到南京转  这是我刚把东辉送到华姐家去的照片车。当时南京没有今天现代化的站房,只有空旷的站台和台下的铁路,铁路上,长满了野草,飞舞着蜻蜓。在北方长大的东辉没有见过这种景色,感到很稀罕,拉着我下铁轨去抓蜻蜓。直到远方开来了列车。

列车到了马鞍山,华姐和姐夫孙雪良推着自行车,把我和东辉接到了马钢医院(现名 “市中心医院”) 。华姐和雪良哥的住房,在院区北面的一个小土岗上,上面长满了绿树和大豆等蔬菜,小土岗南面是大片农田,中间还有小水池子(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葛羊路,成了马鞍山市区的一部分)。站在楼房的过道里,向北眺望,看到的绝大部分是长满禾苗的农田。

我在华姐和雪良哥家住的时候,常带着儿子和三个外甥、外甥女一起玩。当时大外甥女洁婉,已上小学,老缠着我给她(他)们讲故事。当时在我脑袋里面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以及我在“黄中”念书时看过的苏联翻译小说等内容。“文革”期间这些都属于“封、资、修”的内容,受到批判。所以他们提出要求时,我不敢讲,只好用“从前有个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讲故事……”来搪塞。小洁婉听到后,马上说:“小舅,小舅,别讲了,这几句话我听多了,听得耳朵都长出茧子来了。”有时,我也带他们到小土岗下的稻田里,抓青蛙,抓蜻蜓,到水池边抓小鱼。

我在华姐和雪良哥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等东辉和三位小姐姐、小哥哥玩熟后,准备离开。为避免东辉知道我要离开时伤心、哭闹,所以在离开前一刻,我让三位小姐姐、小哥哥,带他出房门,到外边去玩。没想到一出房门,东辉就发现了,又是大哭一场……

东辉在姑姑家住了一年,新疆的局面逐渐趋于平稳。1970年暑假,我和仙云趁五中的李继敏老师和他的夫人郭友卿老师去安徽探亲时,请他俩把东辉从马鞍山接回乌鲁木齐。

华姐和雪良哥在这一年里,既要上班,又要带四个孩子,真难为了他俩。

二十一、办油印校报《二中战讯》和一次大纰漏

一九六九年学校“复课闹革命”后,我除担任三连四排排长外,经军宣队、工宣队、校革命委员会批准,还组织几位学生办起了油印校报《二中战讯》,用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教育方针,报导学校“革委会”重大活动,报导教工和学生连、排的活动,表彰学校出现的好人好事,以此鼓舞师生的办学和学习干劲。

我为什么要办这份油印小报呢?因为当年我31岁,精力充沛,开学后,我除了集中主要精力带班和讲课外,还想干点社会工作。此时我想起二十多年前1948年时,东东哥哥在黄岩中学读

初中二年级,和同班同学办油印小报《红心草》这件事。我想他在十三岁可以办小报,我现在都到了而立之年,为什么不利用业余的精力办一份?所以经“革委会”同意后,我从各连、排挑选了几位擅长写文章、绘画、刻多种字体的学生:一连的秦宏、二连的朱诚君、三连的黄珏(女)、四连的董党生等组成

《二中战讯》编辑部,由我负总责。《二中战讯》编辑部的办公室,设    《小评论选》第一、第二集封面和内容的相片  

在教学楼二楼南面,楼梯西面的一间房子里。编辑部下有各连、排的通信员、发行员。学校还为编辑部配备了油印机,钢笔、钢板、蜡纸和可以塔印题花的钢板。

《二中战讯》,一周三期,每期十六开的白纸二～三张。别看《二中战讯》版面不大,印张不多,但一星期出三份,办报人员又都是业余的,我要上课、带班,四位学生也都要上课和参加班内的活动,所以我们组稿、审稿、刻印和发行全都利用下午课余时间进行,干起来还挺费劲,经常一干就干到晚上九、十点钟。好在这个不大的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积极性很高,又有一批比较负责的通信员和发行员,工作进行得还挺顺利,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差错,在办《二中战讯》期间,我们又从中挑选出《是破的时候了》、《老好人是政治上的糊涂人》、《积极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过一个革命化的寒假》、《驳“读书无用论”》、《人活着为什么》、《两面派手法可以休矣》、《“闲不住”和“闲得住”》、《“天天读”迟到是小事吗?》等47篇针对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写的小评论,用第二中学革委员会宣传组,红卫兵团宣传部的名义,在1970年8月、11月编辑印刷了《小评论选》第一集、第二集,发给全校师生。这两本集子和《二中战讯》都受到了军、工宣队、校革命委员会、红卫兵团和学生的好评。

正当编辑部人员和通讯员,为办《二中战讯》的成绩高兴的时候,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却出现了一次大纰漏,让我们差点当了“反革命”,好在工宣队张队长比较宽厚,政策掌握得好,才使我们度过了“难关”,所以至今想起这件事,我仍在心里深深地感谢张队长。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和秦宏、朱盛君、黄珏四人在教学楼二楼的编辑部里审稿、排版、刻写,学生突然提出:“任老师,明天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七十八周年,我们要不要增加版面,表示庆贺?”毛泽东在当年全国享有绝对的权威,很高的威望,同学们有这个积极性,我当然赞成。经商量,我们决定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两个版面,第一版刻一幅毛泽东挥手的全身像,上面用套红印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第二版安排全校师生祝贺毛泽东主席诞辰的文章。第一版由我设计版面,交擅长画画的秦宏负责刻领袖像,由朱盛君刻祝贺的口号。在秦宏刻画时,我赶写贺辞,朱盛君、黄珏则分别到各连、排学生中组织稿件。四人分工负责,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只由我到教工食堂买了四个馍馍,一人分一个垫一垫肚子。考虑到黄珏是女同学,我们工作到九点左右就让她先回家了,我和秦宏、朱盛君三人一直干到次日凌晨三点多,才将这一期套红的《二中战讯》印了出来。当我们三人看着套红的《二中战讯》,闻着新散发出来的油墨香味时,感到由衷的高兴。

第二天下午,我和编辑部的四位学生,带着满心欢喜又聚到了编辑部,突然一连的一名学生,拿着《二中战讯》走进了编辑部,一脸严肃地说:“你们刻反标了!”我们都不相信,反问:“我们刻什么反标?”那位同学递过来今天早晨发下去的《二中战讯》说:“你们自己看。”

朱盛君接过来一看,立刻吓得掉下了眼泪。我忙问:“怎么会事?” 朱盛君流着眼泪,默默地把《二中战讯》递到我的手上。秦宏、黄珏、董党生也都凑过来看,只见《二中战讯》第一版毛泽东全身像上方,刻写着红色的 “敬祝毛主席无寿无疆!”几个大字,这一下可把我们四人全吓傻了!要知道,在当年极左的政治气氛里,不小心在毛主席画像或报纸上毛主席相片后面写字,都会被判“反革命”罪,何况我们还在毛泽东七十八寿辰的大喜日子里,向全校师生发出这么一份写着这么一条口号的油印小报,真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判你一个“反革命”罪,有话都说不出来。这一句口号是朱盛君刻写的,怪不得他看到后立刻泪流满面,放到谁的身上不都这样?

四位同学,都紧盯着我,看我怎么办?

说实话,我心里比他们更害怕。因为我是《二中战讯》负责人,又是编辑部中唯一的一名老师,而且这个版面又是我设计和校对的,有错误,我也是难辞其咎,加上我的成分高,社会关系复杂,在当年盛行唯成分论的形势下,不管给我加上什么罪名,我都只能“低头认罪”,我能不怕?但我冷静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站出来承担责任,谁承担?难道要让这几位和我一起辛苦工作了一个晚上的学生负责?我当即做出几项决定:让来编辑部报告消息的学生不要再声张了,以免扩散影响;让秦洪、黄珏和董党生三位同学马上到各办公室、教室紧急收回这一期《二中战讯》,集中到编辑部来,听候工宣队的决定;我安慰朱诚君:“事情出来了,害怕也没用,不要再哭鼻子了,这个口号虽然是你写刻的,但是我校对的,有责任应当由我来负,我马上去工宣队汇报,听候他们的处理。”

我拿着《二中战讯》走进了工宣队办公室,向张队长报告了情况,说明事情的经过以及防止扩散错误的几条措施,最后对张队长说:“为了能够赶在毛主席诞辰的日子发出这份庆贺的小报,昨天晚上,我们三人一直忙到今天凌晨三点钟才结束。当时确实人很困倦,粗心大意了,才出现这样严重的错误。这一句口号虽然是朱诚君刻写的,但是我校对的,我是最后的审定人,如果我当时及时发现,也不会捅出这么大的篓子,因此出现错误的责任,由我承担,不要怪罪学生。”

张队长听完汇报后说:“你们处理得很及时,《二中战讯》必须一份不拉地收回,收回后立即全部销毁。现在你回去把当时设计的版面和刻写的蜡纸拿到我这儿来,我要看一看,另外你把朱诚君叫来,我要问问情况。”

我回答:“蜡纸印完后就扔在垃圾箱里,拿出去倒掉了,肯定找不回来,其他都可以办到。”

张队长:“蜡纸找不回来就算了,其他就按我刚才讲的办。”

我回到了编辑部办公室嘱咐朱诚君,你不要怕,我已经向张队长如实地汇报了情况,看样子张队长没有想追查什么的意思,你不要怕了。同时告诉他,我已向张队长承担了错误的责任,所以你见到老张队长后,一、要对张队长把昨天晚上编印、刻写的动机和经过,原原本本的讲清楚。二、在讲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说小报刻写好后,是任老师校对、定稿的。讲后,我拍拍他的肩膀说:“擦掉眼泪,大胆地去吧。”

朱诚君不太放心地看着我又问了一句:“真的不会出事吗?”

在当时极左思潮的环境中,出不出事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不能当着他的面说出我的想法,说出来只会加重他的心理负担和思想压力,所以我装出轻松的样子说:“不会出事的,你放心地去吧。”

半个多小时后,朱诚君表情轻松地回到了编辑部办公室,他对我说:“张队长详细地询问了昨天晚上我们编辑这一份小报的经过,我按照您刚才给我讲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讲了一遍。张队长又把你设计的版面要去看了看,还问我昨天晚上你们搞到了几点?我说凌晨三点多。张队长又问我,这份小报收回来了没有?我说已经收回来了,任老师已经把它全部销毁了。张队长点点头说,这就好啦。最后他对我说,你们又不是故意的,你回去把经过写一下,做个检查就行了。以后做这样的事情,千万要小心,不可再粗心大意。”

听到朱诚君这么一说,在编辑部里怀着忐忑的心情,紧张等着他回来的秦宏、黄珏、董党生和我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真是谢天谢地,如果碰上一位极左的工宣队员,拿着这件事情做文章,我们这几个人,特别是我,吃不了也得兜着走,我从心底里真的感谢张队长。

《二中战讯》一直办到一连、二连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秦宏、朱诚君下乡,我随着三连的学生去乌鲁木齐县达坂城公社西沟大队、安宁渠公社、红光公社联丰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协助农村做好知识青年下乡的组织工作才停办。这四位同学都很有出息,工作后大多成了厅、局一级干部。

二十二、修地道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

市第二中学的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根据战备需要,决定从1969年冬季开始,围绕着操场和家属区的空地修建地道。地道的走向是,在操场西边,我第一次住家的矮土墙外,挖一条向北延伸,深三米左右,宽一米多的地沟。这条地沟向北到达操场最北端,快碰到绿化带的地方,再向东拐弯,挖到操场东端黑大门外边,再向南拐弯,直挖到教学楼北端的绿化带旁边,然后沿着教学楼的东端挖过去,围绕着教学楼东端,向南,向西拐弯,直挖到教学楼北门,再向南延伸,挖到教学楼南面的那座东西向的办公室平房止。挖地沟的同时,边挖边盖顶,修建成地道。此项工作由王多全师傅当大工,全 校 师 生 在 他 指 导 和 带 领 下,用红砖、片石在地沟里砌一拱形的地道,上 面 盖 上 一 米 多 厚 的 泥 土 和 沙 石 。

工程的难度虽不大,但因全用手工操作,所以既费时又费工。全校师生,除了上课外,课余时间,都投入到这项工程中去。我记得由于三连学生年龄不大,没有参加挖土方、建地道的工程,只让我们到校外搬运砌拱形地道用的片石和砖头等材料。

根据连分配的任务,我先动员三连四排学生,家里有手推车的,把手推车带到学校;有爬犁的,把爬犁带到学校。手推车是长期使用,爬犁则到冬季,街道上结冰后再用。冬季,我带着学生,冒着刺骨的寒风,在结有厚厚一层冰的街道上去乌鲁木齐南面红卫兵水库(今天的水上乐园)西南角的山梁上和乌鲁木齐东门外老飞机场(今天的体育馆路三山广场)一带拉片石。春、夏、秋季,不能用爬犁的时候,我带着学生,拉着排子车,沿着鲤鱼山路,到乌鲁木齐北面砖场 (今天的展览馆附近)拉运红砖。拉砖去的时候,走的是下坡路,不费劲时就由学生推着空车走,回来的时候,因车子装上了红砖,走的又是上坡路,分量重难走,一般由我和几个体力强的男学生架辕。

别看挖地沟的工程简单,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事故。挖地沟的那年冬季,从地沟里挖出来的土石方,都堆放在教学楼东面的小操场附近。那时候,乌鲁木齐的水位比较高,所以挖出来的泥、沙、碎石都含有水分。冬季天气严寒,天寒地冻。挖出来的土石方堆放在一起,比人还高。这些含有水分的沙土堆经过晚上的严寒,冻结一起,从外表看挺结实。一天,一位参加挖地沟的学生,中午休息吃饭的时候,为避寒,坐在这堆向阳的沙土堆下,背靠着它吃午饭。没想到,堆放的沙土堆在阳光强烈照射下,水分子融化,沙土堆塌方,把这个吃饭的学生,压埋在底下。等学生发现,抢救出来时,已经断气。活生生的一个学生,就这样被埋死了,真可惜!

事后,学校对全校师生进行了一次安全教育。但没有因此而停止修建地道。经过全校师生一年多努力,计划中的地道修好了。地道的入口处,在我第一次住家的矮土墙外,是一个长方形的地井,地井中修有阶梯式的台阶。进了地道往北走,在从北往东拐弯的地方,还修建了一间二十平方左右,用作指挥所的办公室。地道的出口处,在教学楼南面通往办公室的地方,修建的方式和入口处一样。

地道修好后,军宣队还领着全校师生,演练了一次。负责演练的解放军吹响了警报哨。全校师生,立刻按要求,进了地道。人是进去了,但全校1000多位师生,钻进地道后,没有通风口,时间一长,显得有些憋闷。以后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记不清。

讲到这,我还要插叙一件事。1970年暑假我把儿子从他姑姑家接回来的时候。他的小舅要上学,我和他母亲又都忙于工作,只好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他一个人在家里呆烦了,就独自跑到操场上玩。地道的入口处,离我家很近,上面的木板又没有盖严实,他不小心摔进去两次,都是别人听见哭声,把他从地底下抱上来的。几年以后我带着他到北京,看望我的父、母亲,他爷爷带着他一起去看病,顺便让医生把他检查了一下,医生告诉他爷爷,说这孩子脑部有过外伤,估计是摔进地道口摔的。

二十三、带学生去轴承厂学工

为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我所在的三连在学校边学习边修建地道, 1970年下半年开学后,又去农机厂、轴承厂学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三连共五个排,这次学工,一排、二排、三排去农机厂,四排、五排去轴承厂。

接到任务后,我先组织学生学习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向学生说明学工的意义,要求学生充分做好学工思想和生活上的准备,带好被、褥、御寒的衣服和洗嗽用品。

对我本人来说,在积极做好带学生学工准备工作的同时,怎样带好儿子东辉,又提上了日程。因为1970年开学前,我和仙云已经把东辉从马鞍山他姑姑家接回乌鲁木齐。当年东辉刚刚四岁,市二中、五中附近都没有托儿所,他在家谁照看?让仙云照看?不行,因为她担任市五中学一连的连长兼排长,两份工作压得她够呛。让他小舅蔚田照看?也不行,因为他已去十一中上学。那只有由我照看了,可这会儿我又得带学生下厂学工,这怎么办?说到这儿,今天的年轻父母可能会问,你俩为什么不向学校领导说明实际情况,让照顾一下?年轻的父母,你们知道吗,那时的社会思潮和今天大不同,大多数人都把向组织提生活上的问题,当作思想消沉,没有将革命工作放在首位的思想问题,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遇到问题,都不向组织伸手,尽量想办法自己克服。更何况,仙云和我的政治上进心都很强,从来都把学校的工作、组织交下的任务放在第一位,这次当然也不例外。正当我为带孩子发愁,急得团团转,犯难的时候。我们三连五位排长,提前去工厂了解情况。我除了解工厂的情况外,还意外地了解到农机厂有托儿所,而且可以全托,这让我喜出望外,松了口气,马上决定,在我带学生去轴承厂学工的星期一到星期六,把东辉放到农机厂托儿所全托,星期六晚上,学生回家过礼拜天的时候,我再去托儿所把东辉接回家,星期天晚上再送回去。没想到有一次在送东辉去农机厂托儿所时,我还差点当了反革命。这是后话,我将在后边叙述。

当年,农机厂、轴承厂的厂房都在北京路东面,农机厂在今天植物园的北面,轴承厂则在农机厂的北面,两个工厂的工人宿舍都在北京路西面。当年的工人宿舍,没有住宅楼,全是平房,平房四周基本上是戈壁滩。两个工厂的宿舍也没有连成片,中间是大片地域辽阔,坑坑洼洼的戈壁。

学工开始,我带着三连四排学生,到了轴承厂。该排学生分配到模具车间和组装车间。模具车间的工作是每人一台磨床,把工厂生产出来的轴承零部件,用磨床磨光打亮。组装车间的工作则是把工厂生产出的轴承零部件,组装成所需要的轴承。模具车间的厂房大,里面放有多台不同型号的磨床,一个师傅看管一台,劳动量相对比较大,大部分由男工生产。组装车间在一个大房间,工人集中一起劳动,劳动量相对比较轻,大部分是女工在生产。根据上述情况,我把大部分男生和个别女生分到模具车间,一个学生,一台磨床,让他(她)们拜工人师傅为师,学习技术,学好后自己单独生产。把大部分女生和个别男生分到组装车间,让他们也拜工人师傅为师,和他们一起劳动。劳动的时候,我既要在这两个车间里,来回转动,提醒学生注意安全,同时也给自己分配了一台磨床。原因是,当时我受社会上“阶级论”和“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认为我家庭出身不好,说不定哪一天组织上不让我当老师,我就去当工人,所以事先得学门技术,好等将来离开学校后去当工人。

我们在轴承厂学工,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厂的食堂吃饭,在工厂的宿舍里住宿,在工厂的车间里劳动。工人学习,开“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时,我们在会场里席地而坐,和工人一起听会。工人劳动的时候,我们在车间里和他们一起劳动。每天的作息制度是,早晨在车间和工人一起“天天读”,学习毛主席著作。“天天读”结束,再到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下午下班,回宿舍休息、睡觉。学生们也和工人一样,实行三班倒。每星期的安排是,星期一到星期六上班,星期六下午坐公交车回家过星期日,星期日下午坐公交车赶回工厂。回工厂后,有的时候我召开干部会;有的时候我组织全班学生开会,总结上星期的劳动学习情况,布置下星期的劳动学习任务。

学生学工的积极性很高,在模具车间劳动的学生,一个星期左右,基本上都能单独开磨床了。身体不舒服,有些小病也不请假,继续生产劳动。有一位叫车戈丹(现改名车慧)的女学生,得了肾炎,发了高烧,还不想回家治病,要求继续留在工厂劳动。我知道情况后,让她马上回家去医院治疗。我怎么说,她就是不想回,最后我用命令的口吻,让她立刻回家,并指派一名班干部护送。她见我紧绷着脸,没有商量的余地,才跟着那位护送的班干部,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工厂。

学生学工,总体上表现良好,但个别学生,个别时候,也有犯纪律的。元旦前,工厂为让工人过个好年,改善一下生活,发给他们一些鱼、肉等副食品。排里个别馋嘴的男生,却把它们偷来,在宿舍旁的戈壁滩上,挖灶埋锅,煮熟,分开吃了。要知道那个时候,社会上副食品供应很困难,工人师傅好不容易等到临近新年时,才分了一些副食品,这会儿却被学生偷着吃了,很生气,找我反映情况。我知道后,马上找这几位男学生谈话,让他们向工人检讨、道歉。学工的时候,我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因为我曾患过重症神经衰弱,这会儿和学生同住一个房间。有时,我刚入睡,三班倒的学生回来,一说话,我马上就被惊醒,所以我一天睡不了多长时间。由于缺少睡眠,学工一段时间后,我的火气很大,碰到不顺心事,老想发火。这次我听到工人反应后,马上找几位偷工人副食品的学生谈话,批评他们这种违犯纪律的做法。谈话的时候,已经晚上十二点左右,大部分同学都已经睡下。为不影响其他学生睡觉,我先把被约谈的几名学生叫到外屋,放低了声音,也让他们放低声,没想到其中一位,却把嗓门提得高高的,哇哇喊叫。我严厉地说:“把声音放低点”,他还是不放低声音。我讲了几次,他仍然这样。我火气上来了,上去就扇了他几个耳光。被打的学生大声说:“任老师,你打人”。我压低嗓门吼道:“你敢再喊,我还揍你。”他看我真的生气了,才放低了声音。当然,老师打学生是错误的,所以第二天,我主动找连长,检讨了打人的错误行为。事后,我召开全排会议,让几位拿工人副食品的学生做了检查。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行为,大家学工的纪律也很好。

下面,我再来谈为送儿子东辉进农机厂托儿所,当“反革命”的事情。

农机厂托儿所在工厂住宅区,从托儿所出门,穿过戈壁滩,可以到达轴承厂的宿舍区。我在轴承厂学工,将近一个月,送儿子去托儿所,也近一个月了。对从农机厂托儿所到轴承厂学生住宅区这条路很熟。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日傍晚,我像往常一样,带着儿子从家里坐二路公交车去工厂。下车后,我也和往常一样,先将儿子送进农机厂托儿所,再赶往轴承厂。因为这个星期六,在回家过星期天前,我曾通知学生:星期天下午七点钟,全排学生要准时回工厂开会。我走出托儿所,看了看手表,离七点不到半个小时,所以急忙撂开大步,准备穿过堆积着白雪的戈壁,赶回轴承厂学生宿舍。我赶了一段路后,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了“嚓,嚓,嚓”的脚踩积雪的声音,回头看,见有两个年轻人紧跟在后边,我以为他俩也和我一样,是过完礼拜天回轴承厂上班的青工,所以没有理会,继续大步赶路。没想到在我快接近轴承厂宿舍区时,两位年轻人突然跑了上来,对我大声地喊:“站住!”我愣了一下,问:“有什么事?” 他俩用命令式的口吻回答:“跟我俩回去!”我忙说:“七点钟我要召开学生会议,不能跟你俩回农机厂。”两人见我没有跟他们回去的意思,马上跑上来,一人架着我一条胳膊,硬往农机厂推搡,任凭我怎么解说,就是不听,一直强行将我架到农机厂,推进一个小四合院的一间平房,对我吼了一声:“你老实一点,把你的反革命罪行对军宣队长交待清楚。”

这一声喊,把我弄糊涂了,我怎么是反革命?除了刚才将儿子送进托儿所外,我什么事也没有干,凭什么说我是反革命?可我转念一想,当时这类事情是司空见惯的,想争辩也不见得凑效,等看事态的发展再想应付的办法。我冷静下来,站在那儿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一场莫名其妙的,带点闹剧的“审问”开始了。

军宣队:“你干什么的?”

我回答:“教书的,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老师。”

军宣队:“有没有工作证?”

我回答:“没有。”

军宣队:“工作几年了?”

我回答:“八年。”

军宣队:“工作八年了,怎么能没有工作证,这正说明你是反革命。”

我没有想到,学校没有发工作证,竟会成为“反革命”的证据,这叫我怎么回答?为了寻找反驳的理由,我打开挎在肩上的书包,对他们说:“请你们查一查我的书包,看看里边有没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东西。”

军宣队:“反革命份子都是善于伪装的,我们不查。”

我试图找出新的根据,让他们相信我是好人,我说:“我是带着学生在轴承厂学工的老师,如不相信,请你们打电话到轴承厂了解一下,问题不就解决了。”

军宣队:“我们是不会被反革命分子牵着鼻子走的。我问你,刚才你到我们工厂地道里干什么?”

听到这句话,我心想这个问题好回答,我如实的说:“我刚才没有从地道出来,也不知道你们工厂的地道在哪儿。我是将儿子送到你们工厂的托儿所后才出来的,如不相信,请你们派人到托儿所调查了解一下,不就清楚了。”我将儿子的姓名和带班阿姨的名字告诉给他们,请他们去一趟托儿所。

军宣队好像又抓住了一条我是“反革命”的理由。他们说:“进门时,你说在轴承厂学工,现在又说你把儿子放在我们工厂托儿所,你既然在轴承厂学工,为什么不把你的儿子送到轴承厂托儿所,这不是便于你进行反革命活动吗?”

真让我有口难辩!这样胡搅蛮缠下去,何时才是个尽头?我看了看表,七点四十分,它已远远超过我昨天通知学生开会的时间了,不知道轴承厂那边的四十多名学生怎么样了,想到这些,我急得一头是汗。没想到头上的汗珠也变成了“反革命”的证据,军宣队说:“刚才我说的话,击中了你的要害,你害怕了不是?看,怕得都流冷汗了。”

我还能再说什么,我干脆来一个不说话,看你怎么办?

军宣队见我不吭声,认为我在思想斗争,准备交待问题了,开始对我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的话,说了半天,见我仍然不吭声,有点急了,正在这时,院子里走进了一个人,趴在审问我的军宣队员耳朵旁悄悄地说了几句话。

军宣队员看了我一眼说:“没事了,你回去吧。”

听得这么说,我心里的火气一下子窜上来,心想,你们想抓就抓,想放就放,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还讲不讲理,我真想和他理论一番,但是话到了嘴边,又硬咽了回去,因为轴承厂那边还有四十多名学生在等着我哩,我得赶快回去,所以我只好压下心头的火气,拿起书包,急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令人生厌的小院子。我边走边想,开始不管我怎么解释,他们都听不进去,这会儿我连一句话都没有说,怎么突然放人了?这是什么原因,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走出办公室,发现天已漆黑,路灯也亮了,为了不让学生久等,我大步流星地走出小院,刚到大门口,就听到前面传来嘈杂的声音,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是不是又不想让我回去?正在我胡乱猜测的时候,只听得黑暗中传来了一声“任老师,没事吧?”是我带的三连四排男学生的声音,我放心了,但是我又猜不透他们怎么知道消息的?又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忙问:“你们跑来干什么?”只听得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回答。有的说:“听说您被农机厂的人抓起来了,我们是跑来解救您的。”有的在高声叫喊:“他们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抓您?我们要进去和他们评评理。”

听到学生这么喊叫,我的心热乎乎的,没有想到学生听到我出事的消息后,摸黑穿过积着厚雪的戈壁滩,这么急切地跑过来救援,其中还有我平时认为是调皮的学生,和前几天挨了我几巴掌的学生,我的眼睛湿润了。为了不让血气方刚,好激动,干事情不考虑后果的年轻学生,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我连忙说:“我没事了,咱们一起回去开会吧。”

学生们簇拥着我走在回轴承厂的路上。我问他们,你们是怎样知道消息的?学生回答:“今天晚上在轴承厂电话总机值班房值班的是老二中一个叫崔芝兰的学生,是她接到了农机厂军宣队打过来的电话。她在证明您是二中的老师的同时,赶紧派人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搭救您。”

我被放回的原因找到了,可是,他们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抓我?这个谜至今仍然找不到答案。回来开完学生的会议后,我将当天傍晚发生的事情说给一起下厂学工的老师们听,他们也感到莫名其妙,十分可笑。为送儿子去托儿所,我当了一会“反革命”。 由于没有托儿所,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笑话,还多着呢,我将在后面相关部分继续讲述。

三连学生在农机厂、轴承厂学工结束,回到学校,又开始上课。

二十四、“学军”,外出拉练

1971年春节后,军宣队、工宣队、校革委会为了执行林彪通过军委办事组发给全军的一个战备的命令,组织三连的学生“学军”,在寒风凛冽,白雪遍地的元月份外出拉练。拉练的路线是,从乌鲁木齐出发,徒步经米泉、三道坝、土墩子农场、甘河子、大黄山等地,走到阜康天龙钢铁厂,再徒步返回乌鲁木齐。

拉练时,我除了继续担任三连四排排长外,革委会还让我负责文娱宣传和鼓动工作。说心里话,我不知道革委会为什么让我这个没有“文艺细胞”的人,来负责宣传鼓动工作?大约因为我办了《二中战讯》,看我能写点东西吧。我想:干吧,我没有这方面的专长;不干,又辜负了组织的信任,我只好硬着头皮脸,勉为其难了。

拉练出发前,我除了做好三连四排学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外,还从其他排挑选有文娱专长的学生,组成宣传鼓动组,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会,说明任务,指出宣传鼓动组要比单纯的行军拉练辛苦得多,要他们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同时让他们带上锣、鼓、快板和手风琴等乐器。

元月份是乌鲁木齐冬季最严寒的季节,拉练的第一天,虽然晴空万里,但阳光却没有热气,乌鲁木齐北郊的大地仍然一片银白。三连二百五十多位师生,背着背包,走出校门,冒着严寒,穿过新华北路、西大桥、反修路(原名友好路,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改为反修路)、鲤鱼山路……向北行进。行军过程中,同学们谈笑风生,边行军边唱革命歌曲,气氛热烈。第二天虽然遇到了风雪,但师生的革命热情不减,照样顶风,冒雪,继续前进。

一天晚上,我们到了土墩子农场,我请了当地的一位贫下中农对学生忆苦思甜。没想到,他把1944年秋天“三区革命” 中,有一段时间民族军错误地执行“杀汉灭回”的民族仇杀政策,当成阶级压迫,向学生进行控诉。我听的时候,正替他捏了一把汗,万一学生听出问题,麻烦可大了。好在学生进入二中前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不了解“三区革命”的情况,没有听出其中问题,我也就将错就错,在这位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结束的时候,把民族仇杀政策,引伸为阶级仇杀,也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在拉练行军的过程中,我经常是跟着三连四排的学生走一段路后,就领着宣传鼓动组的同学离开四排学生,做全连的宣传鼓动工作。离开前,我得先给三连四排的连长、排长等学生干部,说明情况,交代任务,然后领着宣传鼓动组的同学,向前或向后跑步前进。跑了一段距离后,再站下来,在道路旁边,不是敲锣打鼓,高呼革命口号。就是敲锣打鼓高喊:“××排同学加油”!“ ××排同学加油”!有时又会让会拉手风琴的学生,拉起乐曲,唱几段毛主席语录歌,或高喊:“××排同学来一个”!让他们唱一支革命歌曲。有的时候,又会打起竹板,说一段我编写的小快板:

“拉练不怕路途艰,朔风大雪只等闲。

学习红军老传统,排除万难永向前。”

“怀揣宝书迎朝阳,最高指示记心上。

拉练不怕风雨雪,反帝反修当闯将。”

……

记得拉练途中的一个晚上,我还组织全连师生在驻地举行了一次文娱演出。演出的节目,既有各排的小演唱,还有宣传鼓动组的同学演我编写的对口词《野营征途炼红心》

甲:东风浩荡红旗飘,   乙:伟大领袖发号召。

       甲:风雪途中炼红心,   乙:野营训练方法好。

甲:朔风吹,日灿烂,   乙:红旗卷,歌震天。

甲:革命小将上征途,   乙:千难万险难阻拦。

甲:跨冰河,过草滩,   乙:天寒地冻只等闲。

甲:顶朔风,冒大雪,   乙:征途越艰志越坚。

甲:破屋里,油灯燃,   乙:大爷忆苦声哽咽。

甲:字字血,声声泪,   乙:阶级仇恨记心间。

甲:年终狗腿携账本,   乙:进屋打骂扬皮鞭。

甲:皮开肉绽心愤酣,    乙:穷人犯的什么罪?

甲:富人的地富人的财, 乙:穷人苦难深似海。

甲:茫茫寒夜有尽头,   乙:拨开乌云见晴天。

甲:红日一轮东方升,   乙:共产党领导闹翻身。

甲:听完忆苦上征途,   乙:路途艰辛脚下踩。

甲:小王腿肿举步难,   乙:大李抢包扛上肩。

甲:大李脚板起血泡,   乙:小张忙用针挑穿。

甲:行军途中联欢好,   乙:笑语欢歌冲霄汉。

甲:你拉歌,我敲鼓,   乙:他说快板话当年。

甲:井冈山头战旗红,   乙:大渡桥横铁索寒。

甲:战马奔驰草原茫,   乙:昆仑放歌雪满山。

甲:学习红军老传统,   乙:踢开困难闯向前。

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乙:刀丛剑树也敢穿。

甲:学习红军斗志昂,   乙:山欢水乐笑开颜。

甲:野营路上迈大步,   乙:五洲风云展眼前。

甲:练就一副铁脚板,   乙:狠狠打击帝修反。

甲:下定决心不怕苦,   乙:勇敢坚定勇向前。

甲:野营征途炼红心,   乙:笑迎全球红一片。

合:野营征途炼红心,紧跟主席勇向前,永向前。

其中,还有宣传鼓动组同学的唱歌,我也站在队伍中和他们一起唱。演出结束前,我还让宣传鼓动组的指挥,指挥全连师生唱了几首毛主席语录歌。文娱演出气氛热烈,效果很好。

演出结束,我回到三连四排。学生对我说:“任老师,晚会组织得很好,大家都很高兴。就是我们在台下听您和学生一起唱歌的时候,怎么用假嗓子唱?”他们哪知道我是一个缺乏文艺细胞的人,能用假嗓子跟着唱下来,就算不错了。

二十五、带学生去“大寨庄”学农

三连四排“学军”回到学校,上了一个学期课,1971年暑假时,我又带他们去西郊良种场“大寨庄”学农。去的时候,校革委会还派女老师霍雪和我同去。由我负责全盘和劳动,她负责生活和管理女同学,也参加劳动。

“大寨庄”在乌鲁木齐西郊,大部分条田都环绕着林带,林带边的水渠中流淌着清清的渠水。我记忆中,庄子南端是生产队队队部和居民区,北端是我们住宿的小四合院,小四合院东面条田林带边,有一条石板砌的水渠,小四合院南面,紧挨着院子的地方,有一口饮水的涝巴,涝巴旁边是一片长着野草的空地。在我们住宿的小四合院和涝巴的四周全是瓜地和蔬菜地。瓜地里种有西瓜、黄旦子(一种小甜瓜的名称)和黄旦子的种子瓜。蔬菜地种有大白菜、西红柿等时令蔬菜。我们去学农的时候,正是瓜果飘香的夏季。

我带领着学生到“大寨庄”后,我和男学生同在一个宿舍,霍雪老师和女学生同在一个宿舍。因为霍雪老师身体不如我,所以我让她管伙食,充当大师傅。因为师生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所以关系十分融洽。劳动的内容我记不太确切,记忆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二中所属的菜地里,除草、间苗、打埂子、平地、浇水。有时也帮生产队割麦子、打场、晾晒麦粒,装好粮食运回库房。一次,我正和学生在生产队地里劳动。一个男学生慌慌张张地跑来对我说:“任老师,不好啦,杨新光左脚被马车压坏了。”听得说,我急忙跟着这位学生跑向场部。因为当天,除大部分学生在地里劳动外,还有一小部分在场部场院里,帮助生产队晾晒和搬运麦子。我在路上问这位学生,杨新光的脚是怎么样被马车轮子碾压的。他回答,我们在场部晒场里劳动的同学分两拨,一拨在晒麦子,一拨往马车上装运麦子。杨新光属于装运麦子这一拨,麦子装好后,他左脚球鞋鞋带松了,他蹲下去系鞋带。驾辕的社员见车上麦子已装好,举起皮鞭赶马,没有看到蹲在旁边系鞋带的杨新光,马车启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车轮子从杨新光的脚上压了过去。我们在旁边劳动的同学,只听杨新光“哎呦”一声喊,忙跑过去看,只见他疼得呲牙咧嘴的,用两手捂着左脚,疼得一头大汗。看到这情况,我们赶紧跑来叫你。

我和这位学生跑到现场,只见杨新光两眼含着泪水,蹲在地上,用两手紧紧捂着左脚,但表现得很坚强,既没有哭也没有喊。我问他怎么样?他回答说,左脚疼得厉害。我不是医生,不敢解开他的鞋带检查,只是让学生帮忙,把杨新光放到我的背上,背着他跑往场部卫生所。卫生所检查的结果是,左脚小脚指和附近的脚背部位被碾压,红肿得厉害。好在他穿着球鞋,才没有出现大问题,不然就麻烦了。大夫告诉我,已经为他涂上止痛药,包上了纱布,需要休息两三天。大夫处理好后,我又和同学扶着他,一拐一拐的回到宿舍休息。

因为这次劳动,是在暑假期间,天气很热,下午劳动结束,学生要求去小四合院东面条田林带边的水渠擦洗身子。水渠虽然不宽,但流速很急,我担心出问题,就跟着他们一起去擦洗。乌鲁木齐市区夏天没有蚊子,可郊区的蚊子很多。学生擦洗时,被蚊子叮咬,混身是包。回到宿舍后,他们相互数着,看谁的包多。数完了又问我:“任老师,您叮出了几个包?”我回答:“一个也没有。”他们不相信,我脱掉背心让他们看,果然一个都没有。他们奇怪的问:“这就怪了,蚊子为什么只叮我们,不咬您?”我也不知原因,只好胡乱地回答:“我在南方长大,那儿的蚊子比这儿多多了,从小盯惯了,所以不怕咬。”听得同学哈哈大笑。还有一次,学生对我说:“任老师,我们不怕您找我们谈话,怕霍老师找我们谈话”。我问:“为什么?”学生回答:“我们犯了错误,您找我们谈,就事论事,谈完就完。而霍老师记忆力特强,我们犯了错误,她不仅指出这次错误,而且还前三王后五帝地把以前犯过的一系列错误连在一起算总账。我们一听情况严重,所以害怕和她单独谈话。”从同学这些谈话中,我体会到个别谈话也是一种艺术,我应当向霍雪老师学习,这样才能让个别谈话起到教育的作用。

在这次劳动中还要提及的一件事是,劳动中有一次霍雪老师回学校提取伙食费,回来时,带来我的儿子东辉。她是好心,既能帮仙云减轻负担,又想让儿子和我住在一起。可却给我出了个难题。这时东辉只有四、五岁,让他跟我一起生活吧,我要负责全盘,既要负责学生的生活起居,作息安排,又要带学生到地头劳动,我总不能把儿子拴在裤腰带上到处跑吧?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好把东辉交给住在小四合院旁边,那座独立小屋子里的张启仁老师。他是二中的职工,长期住在农场,是我们劳动的技术顾问。张老师也愿意有个小孩和他作伴,我就让东辉和他生活在一起。有一天,张老师告诉我:“东辉拉肚子了。”我问什么原因引起的?是不是受凉了?他回答是吃瓜吃的。我又问,吃瓜怎么能吃拉肚子呢?张老师回答:“任老师,良种场有黄旦子的种子瓜。只要给看瓜人五分钱,吃时把瓜种子留给他,就可以尽饱吃。我带东辉去了,给了看瓜人五分钱,我俩就挑熟的、甜的使劲吃。种子瓜可甜了,东辉对我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瓜,跟着我狠劲的吃。小孩子肠胃单薄,吃撑了,吃拉肚子了。拉完了就没事了,您甭操心。”听得我啼笑皆非。我只好对张启仁老师说:“张老师,你还没结婚,没有孩子,不知道带孩子的苦,以后可千万不能再这样了。”

我和霍雪老师带着三连四排学生,在西郊良种场“大寨庄”学农一个月,开学前回到了学校,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在第二年三月份进行毕业分配。

二十六、和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三连四排1972年1月底结束了初中的学习生活,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一经推荐上了高中,三分之二学生中的绝大部分都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大有作为的”号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连有将近一百六十名初中毕业生,分别分到乌鲁木齐县达坂城区西沟大队、红光公社联丰大队、安宁渠公社各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谈到推荐学生上高中,我要插叙一件事情。当年推荐学生上高中的条件,除了学习成绩好外,还要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没有问题,而且后者占首位。为推荐学生上高中,工宣队队长召开三连连长、排长到办公室开推荐会。其中三连五排有一位学生,学习成绩在班上是拔尖的,用现在的话说是“学霸”,表现也很好,是红卫兵连的干部,因此被三连五排的排长(班主任)推荐上高中。但讨论时,工宣队因其父、母亲是“走资派”,不同意他上。这时,参加讨论会的三连连长和五个排的排长,不约而同地都反对工宣队的做法。大家提出党制定的“出身不由己,前途个人可以选择”和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重在表现”的政策,请工宣队谈谈这位学生的表现有没有不好的地方?他的学习成绩,够不够上高中?如摆不出来,为什么不让上高中?在大家一致反对下,工宣队没办法,只好采纳了大家的意见。这位同学上了高中后,又上了专业学校,后来分到市公安部门工作。谈完这件事后,我再回到学生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件事上来。。

当年在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乌鲁木齐市教育局要求各中学选派一名教师和学生一起下乡,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协助农村做好知识青年下乡的组织工作。根据这一要求,我主动向校党支部、革委会提出申请,要求和学生一起下乡接受再教育。校党支部、军宣队、工宣队批准了我的申请,要我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负责当年下到乌鲁木齐县各公社、生产队的学生工作。下乡前,我先到乌鲁木齐县知青办拿了介绍信,然后和学生一起去大阪城。为什么我要去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分析三连学生下乡三个公社的情况,认为达坂城公社西沟大队离市区最远,条件最艰苦,当老师的,应当去条件最艰苦的地方,所以我把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重点选在达坂城西沟大队,在此基础上,再跑面上的工作。

三月十一日,刮着北风,天气冷嗖嗖的。我和学生一起,背上背包,提上一旅行袋换洗的衣服,上了去达坂城公社的大卡车。驻二中军宣队的解放军见我穿得单薄,上车前塞给我一顶棉军帽,一件皮军大衣,对我说:“任老师,达坂城风大,天气冷,带上这顶军帽和军大衣挡挡寒吧!”我真诚地感谢军宣队解放军对我的帮助和爱护,表示一定不辜负学校党支部和军宣队对我的期望。随着汽车的发动,我和学生一起离开了二中。

汽车进了达坂城公社大院,只见大院里已停满了各生产小队派来迎接学生的马车。我让学生等着,拿着县知青办的介绍信,进办公室找负责学生工作的刘刚副区长。他看了介绍信,向我要去了学生的名单,然后和生产队长共同研究了分配方案,最后,就我的去处征求意见,他问我:“任老师,你是带队老师,是住到区里,还是住到西沟大队的大队部?”我回答:“这两个地方我都不住,我要和学生住在一起。”刘刚副区长又问:“每个生产小队都有具体的名额,你去了,小队怎么安排?”我回答:“我是带着背包、行李和粮票来的,劳动、吃、住都和学生们在一起,不增加生产队的负担。因为学校要我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负责本期下到全县三个公社下乡学生的工作,所以我只要求区上给我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让我根据需要,到各生产队都走一走。” 刘刚副区长笑着说:“这好办。你在西沟大队的交通工具,我让各生产小队提供方便,这些生产小队都有马,如果你要走,只要对小队长说一声,让他们给你一匹马就行。至于你要到红光公社和安宁渠公社去,我就爱莫能助了,因为这两个公社不属我们管辖,请你谅解。”

学生们分配好后,我决定先在西沟大队呆几个月,然后再到红光公社和安宁渠公社去,走到哪儿,住到哪儿,劳动到哪儿,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便于了解学生接受教育的第一手材料。

西沟大队一共十二个生产小队,它们分布在东西走向的一条山沟里、山梁上。刚来时,我以为各个生产队都像我老家浙江省黄岩县的农村一样,村和村之间距离很近,可以“鸡犬相闻”,抬腿半小时,甚至不到半小时就能走到。没想到西沟大队的生产小队之间距离很远,地理环境、条件差别也很大,有些在山梁上,有些在山沟里,大部分生产小队之间,骑马得走一天。

到西沟大队后,我先住到离公社比较近,又住有我当过排长的三连四排两位学生:高子林、贾清海的第二小队。小队给这两位同学安排了一间小房子,我和他俩吃、住在这间小房子里,一起生活、劳动几天,等一切都安排好后,我告别他俩再去其他小队。离开前,我根据刘刚书记的指示,向生产小队长借了一匹马,带着行李,去分配有学生的小队,挨个看望,了解他们生活安排的情况,看看有哪些地方,还需要我再向生产队提出协同解决的。这一圈走下来,前后得七天。

开始骑马,我还担心到了目的地把马放开后,跑丢了不好交差。生产小队长听后,笑着对我说:“老师,不要担心,我们给你的马都是生产队里的老马,你骑到目的地后,放开缰绳就行了。它认路,会走回来的。”开始,我还将信将疑,骑了几趟后确实没有出问题,这才让我真正体会到 “识途老马”这一成语的真实性,知道这个成语是从生活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检查中,我看到各生产小队对下乡学生的生活都安排得很认真,到各生产队插队的学生都有住房、炊具、农具,有些生产小队还为学生住房的门窗糊上了新窗纸,盘了新土炕,送去了面粉,我放心了。检查完后,我决定住在位于西沟大队中间的第十生产小队,便于前后照应。我和插队到第十生产小队学生们一起劳动、生活,隔一段时间再骑马到各生产小队转转,了解情况,帮着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十生产小队居民以回族为主体。学生的住房安排在马号附近,是一个独立的小院。住房坐北朝南,终日洒满阳光,屋子里有铁炉、火墙,住在里边挺暖和。房子里住着三位男同学,虽然我不是他们的班主任,但因为是他们的课任老师,师生之间没有什么陌生的感觉。

第二天,太阳挂在碧空如洗的蓝天,上工的钟声敲响后,我、学生和社员坐着生产队的马车到地里劳动。劳动地点离生产队很远,马车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劳动地点后,我们坐在地头,听小队长布置任务。社员的任务是翻地,学生和我,两人一个抬把,将翻出来的石头捡到抬把上运走。安排完任务后,小队长让保管员把两个生的大土豆发给学生和我,说是中饭。我是第一次在十小队劳动,也是第一次听到要用生土豆当中午饭,当我拿上它时,直纳闷:地里没有水,到哪去洗净?地里没有锅灶,上哪儿去煮?等保管员离开后,我悄悄地问学生。学生指着地头一大堆冒着热气的羊粪堆对我说:“洗什么,把土豆塞进羊粪堆里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将土豆放到羊粪堆里煨,我还是生平第一次遇见,我不仅不相信它能煨熟,而且还嫌它脏。可是我又不能直接说这样吃不卫生,于是改用问话的口气:“能吃吗?”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能,香着哩。”此时,我看见社员们都把自己带的土豆塞到了冒着热气的羊粪堆里,学生也都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和他们一道把土豆塞进了羊粪堆。

中午到了,队长喊了一声:“休息罗!” 社员们放下铁锨、砍土镘,纷纷走向羊粪堆,用树枝拨拉出煨熟了的土豆,用手拍打掉土豆皮上的灰尘,撕掉了土豆皮,一股诱人的土豆香味弥漫在空气之中。我也学着社员们的动作,撕掉煨熟了的土豆皮,等土豆稍稍凉了一点,咬了一口,还真香,以后我再也没有嫌羊粪煨土豆脏了。

当时学生和我的生活非常艰苦,生产队发给我们的只有面粉、土豆和少得可怜的一点油,盐要我们自己买。一天三顿饭,千遍一律一个样。早饭两个白面馍馍,一碗茶;午饭,到地里劳动就是羊粪煨土豆,或者吃着自己带去的冷馍馍;晚饭,除了炒土豆丝,吃蒸馍外,有时还吃掺上土豆丁的揪片子,几天都吃不上新鲜的绿色蔬菜。好心的邻居,看着我们天天如此,偶尔也给我们送上一碗盐沙葱或盐韭菜花,这算是很不错的蔬菜了。清汤寡水的饭菜,时间一长,让我们馋得不行,总希望能吃点儿青菜和有油水的东西。我是老师,心里虽然想,但在学生面前,总得装个样子。学生可没有这一套,他们开始行动了,一到晚上,麻雀进窝后,就跑到马号里掏麻雀。掏来后,回到宿舍,动作麻利地褪毛、除掉内脏,放在炉火中烤,边烤边吃,还啧啧嘴对我说:“任老师,香得很,你也尝尝。”说着就把烤麻雀递了过来。我尝了尝,还挺好吃,当然我是老师,不能像学生那样放开肚子,只是尝尝而已。烤麻雀虽能解馋,但绝非长久之计,学生们又提出想请假回家带一些咸菜、酱油、油等食品和调味品。我说,你们三个同学轮流请假,不要一下子全走光。学生们很听话,去生产队请假,按照生产队给的假期,分散开来回了一趟家。那时,乌鲁木齐的生活也不好,咸菜、酱油可以带来一些,油则不可能带,因为每人每月的定量只有五两,而学生的户口又都迁到了他们所在的生产小队,自己定量的油也不在家里,所以回家带不了油,就是咸菜又能带来多少?用这种方法解决副食品问题,无异是杯水车薪,望梅止渴,我们仍然吃着缺少油水的馍馍、土豆,三顿同样的饭,馋劲越来越厉害。

一天下午下工后,学生们玩去了,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不一会,一个学生高高兴兴地跑进来,对我说:“任老师,我们有肉吃了!”我问怎么回事?他笑着对我说:生产小队放牧归来,有一条小牛犊,在半山腰摔了下来,被社员抬到村口时,因流血过多断气了。回族的习惯,牲口断气以前没有念《可兰经》是不能吃的,当他们正准备埋掉时,被我们碰上了。我们一看,吃肉的机会来了,就跑去请求小队长不要把小牛犊埋掉,管马号的李大爷是汉族,也帮着我们说话,小队长同意了我们的请求。我们和李大爷协商好了,一家一半,现在社员们正在替我们分牛肉。说完得到牛肉的经过后,学生说:“任老师,快和我一起到村口拿牛肉去。”

已有两个月不知肉味的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跟着学生兴冲冲地跑到了村口,四个人每人都提了一大堆牛肉回来。看着这一大堆牛肉,我们商量该怎么吃?有一位学生提出,今天晚上,我们先炖上一锅牛肉,美美地吃它一顿,把其它留下的割成小片,拴在麻绳上晾干,以后慢慢吃。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当天晚上,我们在炖牛肉的同时,又将剩下的牛肉切成片,拴到了麻绳上。牛肉炖好了,牛肉片也晾上了,虽然这天晚上干到很晚,大家都有些累,但是当我们每人吃着一大碗香喷喷的熟牛肉,看着挂得满屋的牛肉片,想着以后有肉吃的情景,也就不觉得累了。就这样,在不到半个月里,我们吃掉了半头牛的大部分,留下的小部分牛肉干,由三位学生分别带回家去。

生活得到改善,学生不再谈论回家拿副食品了,每天继续卖力地和贫下中农一起到地里劳动。